写天津小说
① 找津味儿的文学作品
要说津味儿小说作家,我个人认为冯骥才当推第一。当然,浓郁的天津方言便是他小说的首要特色。他的小说多以天津为背景,展示了天津这座古城所具备的地域文化。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普通的记叙描写,无处不跃动着浓郁的天津方言词。我们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
嘛:玻璃花非但不动心,反而把话凿死:“你三爷是嘛人,你拿耳朵摸摸去,说过的话嘛时候改过?”(《神鞭》)“别别,我说。他一直喜欢他……他那老妈子!”“嘛!”“嘛!”“嘛嘛!”一片惊叫。(《三寸金莲》)“嘛”是天津人最常用的方言词,表示“什么”的意思。一个“嘛”字,津味儿顿生。
混星子:混星子们在街上向来爱走街心,车轿驴马都得躲着他们。(《神鞭》)“混星子”即“小混混”。
地界:天津卫这地界,是老天爷打天上割一块扔下来的。(《阴阳八卦》)天津人不说地方,多加一儿化,称“地界儿”。
惹惹:“呦!嘛事又惹惹惹!”(《阴阳八卦》)“惹惹”是天津土话,是专门送给好张罗事的人的大号。
白唬:有嘴笨舌说笨蛋,有嘴胡说白唬蛋。(《阴阳八卦》)“白唬”是普通话中“胡扯、瞎说”的意思。
在“怪世奇谈”系列《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中,作家冯骥才以如椽之笔描金楼丝般地勾勒出一幅幅“津味”十足的风俗画卷。其博大深邃的内在底蕴,恢宏缜密的艺术构思,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穷形尽相的艺术表现,波诡云谲的情节冲突,酣畅淋漓的民俗品味,繁缛博杂的方言俗语,在他那居高临下全方位的考察和审视中,开创了民俗文学一个新的领域。
② 暗火的小说《暗火》
作者:龙一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539932422
装帧:平装
开本:16
市场价:24.80 △《暗火》是《潜伏》姊妹篇,龙一首部长篇代表作
△潜伏中的隐蔽,欢场中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描写了1912年北方革命党之间、民国政府与革命党之间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描述了十里洋场中的明争暗斗、生死权谋、暗火汹涌。 上海新闻晨报:龙一拒为《潜伏》写续,电视剧《潜伏》火了,小说原作者龙一也成为红人。5月26日,龙一带着新作《暗火》来到上海。
山东都市女报:《潜伏》之后《暗火》上架,作家龙一:继续过宅男生活。《暗火》中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刚刚发生过的1912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故事。从年代上来讲,故事发生的年代与《潜伏》发生的年代相近,是《潜伏》故事背景年代之前二三十年的故事。
2009年6月—7月,武汉晚报、扬子晚报、中国图书商报、广州日报等数十家平面媒体陆续将围绕《潜伏》和《暗火》的关系对龙一进行采访。 1911年的辛亥革命应该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其伟大意义已经有很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研究探讨过,在此不再赘言。而我叙述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波澜四起、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的年代。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
这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出场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大到虚幻小到一顿饱饭的革命目标,但他们相信自己对中国负有责任,相信自己能推动历史,相信可以通过斗争改变生活——他们是变革的信徒。
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开掘北方革命党的这段历史,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1912年的北方革命党与创建南方临时政府的同盟会并非一家人。既然不是一家人,他们在革命的宗旨、手段等诸多方面,就难免有所分歧,甚至北方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对同盟会的有些做法曾表示出公开的不赞同,言语之间也就不免少些恭敬,不听从同盟会的指导,私自行动等,曾经搞出不少事来。既然如此,困难也就出来了,任谁也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更不能否认同盟会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于是,与他们若即若离,且时有争执的北方革命党就不大方便在历史中重新提起,更不要说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帮手,同盟会的汪精卫拿了袁世凯的二十万元银洋,把北方革命党给资遣散的事,更是光辉历史上的污点。
但是,他们毕竟也是革命党人,解散了他们,就此失去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暴动,或是一批不成熟但有潜力的斗士。
今天能够重谈北方革命党,笔者窃以为,是因为我们赶上了近百年中最宽容的时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许多曾多方回避的历史,谈论与前人不大相同的论调,这真是件难得的喜事。于是,心情大畅以至于言语颇多放肆,这正是我们需要被包容的缺点;但深刻发掘,大胆猜测,则是窃以为应当得到鼓励的优势;体味史实,体味史事,体味历史人物的心理,体味旧时的生活细节,便是我们努力追求,并试图做出来的贡献。
在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新思想必将会有光明的未来,但此时毕竟是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对于拥有新思想和传播新思想的人,我们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既要有新思想,还要对新思想引发的结果做出保证。不,这样就有些可笑了,因为,并没有现成的新生活可以给我们过,新生活是要我们来创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斗胆地说,在受人尊敬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参与者并非是现在意义上的革命者,实际上应该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其中不少旧式的“革命斗士”,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同样,也应当有不少怀有种种不同心思的异己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制造种种故事,那便很难说是一场真实的革命。这与大多数的革命一样,理想主义者是其中的精英,接受精英教诲的追随者是革命的主力,另外还避免不了相当一批怀有各种私心的人混迹其中。少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在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同样有责任表现其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使小说中的氛围与精神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在这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真实:创造一批有缺憾但接近于事实的人物,表述他们非正统的革命行动,再现大清帝国灭亡前后的真实社会状况。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位正统的革命党人,在闹革命的同时,还怀有旧民主主义者常有的私心,以及性格中的种种缺陷,却也因为革命这种严酷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有所行动,也有所贡献。他表现出来的许多行为和观念,并非后人已有定论的行为准则和革命理念,而是依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他自身的思想生发出来的,难免有与革命理想发生冲突的地方,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应当是很常见的,只是我们平日里谈论不多而已。
小说中所涉及的其他革命党人,也都完完全全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中除贫富贵贱各类革命者外,还广泛地描绘了生活于斯的各种社会人物,也表现了其行为中的非革命性,或与革命者理想有所偏离的地方,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也是笔者窃以为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上不可忽视的内容。
因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所以对有关的各北方革命组织只采用了一些近似的名称,并未使用其真实的名称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姓名,以避免对历史不必要的混淆。对于历史背景与社会生活,笔者则是尽一切可能贴近于真实,以求得故事与人物能够反映出真切的历史精神和生活实况。
龙一
2009.5.20 记:据了解,由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策划、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暗火》即将面市,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主要讲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龙:这部小说是2001年到2003年间陆续完成的,一共五个故事,每个故事可以独立成篇,但又是统一体。这部小说的第一版,是200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名为《另类英雄》,印数很少,市场上已经见不到了。但这部小说的出版对我个人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的小说中天津味最浓厚的一部,对天津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格描写得比较充分。后来我没有再用这种风格写作,所以,我自己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因为,它是我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基础,是创作风格形成的关键证据。从技术上讲,这是个“复式结构”的小说,两个时段的故事同时进行,有主有次,在时间编排上也有些非常规。其实,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才是小说的开篇,但现在这样编排并不影响阅读,还能增加些趣味。
这部小说的内容主要是讲辛亥革命初期,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正式在北方展开时,当时的经济重镇天津的各阶层民众就已经自觉行动起来。这种自发的革命行动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革命者的动机也是五花八门,身份悬殊极大,于是便造成了一片“奇景”——广大民众有变革的需要,却没有变革的纲领和组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发的革命都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只能完成早期的民主革命,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方面讲,这部小说描绘的是大变革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民众生活,“改革开放”同样是社会大变革,在这个故事中对人的行为、人的选择和人性的揭示,对今天的生活有隐喻意义。
记:您这本小说与其他小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龙:这是我唯一一部描写辛亥革命时期天津的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是这部小说对天津文化的关注更深,更重,更细致。这部小说在叙述语言上运用了一些天津口语,在我的其他小说中,这种地方口语运用得很少。与其他小说相同的地方是,这部小说主要关注民间生活。
记:您当时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个题材的小说的,契机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故事?
龙:当时我刚刚从唐代历史小说向中国革命史小说转型,天津是我最熟悉的城市,晚清和民国是我最熟悉的历史时段,因此,选择这个题材是为了省心省力,也是为了给我日后以天津为背景的小说写作开一个好头。选择天津题材进行写作,与引导我开始小说创作的两位作家有关,他们是著名作家林希和肖克凡。他们以天津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为日后从事天津题材创作的作家提供了出色的范例,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记:据了解,小说中的一篇《没有英雄的日子》还曾经获得过大红鹰文学奖,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的,能否介绍一下?
龙:《没有英雄的日子》是《暗火》的第一章,作为中篇小说发表在《中国作家》2003年第三期,并获得了“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从我1997年刚刚开始写作,第二篇小说《我只是一个马球手》(见小说集《刺客》)便发表在1998年的《中国作家》上。到今天为止,我的作品中有将近一半发表在《中国作家》。《中国作家》的杨志广老师和张倩老师是我的知音,十几年来,我只见过杨志广老师五六次,张倩老师我只见过一面,他们却坚持不懈地帮助我,为此,我一直将《中国作家》视为我的“根据地”。今后我仍将为《中国作家》写作,他们是我最坚实可靠的后盾,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
记:您创作这个作品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龙:写这五个故事前后用了两年的时间,中间还写了一个唐代历史的短篇小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关北方革命党的资料太少,更不要说当事者的详细回忆录了。不过,创作唐代历史小说的经验在此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再结合我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研究,多数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只是花费的时间较多而已。
记:我们看到,在《暗火》中涉及了很多1912年时的北方革命党的情况,请问,当时像铁血团、女子暗杀团在天津是真实存在的吗?
龙:1912年天津自发的革命团体很多,大约有二十几个,后来都被汪精卫用袁世凯的钱“给资遣散”了。我在小说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多数革命团体的名称都做了微小的调整,但“女子暗杀团”这个团体确实存在,正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她们的名声很大,但具体做过哪些革命工作就不太清楚了。
记:像书中一些细节的描写也非常引人入胜,您是如何把握这些细节描写的,是否做过详细的资料搜集工作?
龙:小说的资料积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好在我曾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近代城市史和中国革命史,尤其是对我出生的城市天津,下过多年的功夫,所以,我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生活了解得比较多,进入小说文本的内容自然会丰富一些。另外,小说的真实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逻辑,一个是细节。读者对这两方面非常敏感,稍有漏洞,读者就会放弃阅读。为此,小说家在此处下再多功夫也不过分。
记:像《潜伏》一样,这本书中的故事也发生在天津,您为什么如此安排,您创作的以天津为背景的小说还有哪些?
龙:从《暗火》开始,我的小说创作就以天津为重心了,除了三个长征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之外,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天津的。这其中包括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借枪》、《代号》、《纵欲时代》和年初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以及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迷人草》,另外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
我将大部分小说的背景都放在天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写自己最擅长的内容。天津这座城市我研究多年,写起来有很多便利。另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创造一个“文学天津”,用文学作品再现天津的历史实存,再现这座城市的辉煌时刻,希望广大读者通过文学作品对天津发生兴趣,进而产生了解这座城市的欲望。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激发起天津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宣传天津这座城市是每一个天津人的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我的方式就是“利用小说推介天津”。
记:您为什么对创作中国革命题材如此感兴趣,您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史的?
龙:中国革命史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也是一座文学创作的富矿。研究当时的人物、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特别是研究不同的人物面对历史所做出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极为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同时,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需要“解放思想”,用全新视点重新探究和发现的重大课题。只有了解了来源,我们才有可能掌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