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什么写长篇小说

① 古人写小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钱吗你怎么看

应该是为了挣钱，因为小说在古代的时候是十分挣钱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少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当时是闭关锁国商业不太发达，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是特别高的。

② 关于古代小说的文学常识 会几个答几个 100分悬赏

3,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
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4，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

5，《水浒传》善於把人物置身於真实环境中, 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遭遇, 成功地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众多鲜明的英雄形象。而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总是把人物置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以其行动和语言显示其性格特徵。如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 通过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 把他当机立断, 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塑造人物时, 作者亦多用对比手法。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 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何九叔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处处预留退步, 表现其世故机变而怯懦的性格; 郓哥则好管闲事, 反映其年青好胜、幼稚天真而又抱打不平的态度。
用的是粗线条的笔法, 著墨多, 色彩浓烈, 用丰富多彩的辞汇和粗豪泼刺的语言, 描绘出生龙活虎的梁山泊英雄形象。

6，不读五遍《红楼梦》，没必要发表评论。 （毛爷爷说的）

③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中国古代小说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神话传说、史传文学、诗歌及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小说中，表现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神魔斗法的作品，可以说是代不绝篇。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奇特的艺术幻想力，都可以追踪到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其中找到它们最古老的初始形态。如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对“截教”与“阐教”的斗法场面的想像，就类似于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描述。清代小说《镜花缘》，对海外奇方异国的想像，也可在古代神话《山海经》描述的远国异民中，找到相似的朦胧影像。

《左传》、《史记》和《三国志》等史传文学，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极高的文学性，它们或为古代小说积累了叙事的艺术经验，或为其提供人物或故事的创作题材，很自然地成为古代小说可资仿效的榜样。从作品题名来看，古代小说常以“传”、“记”、“纪”、“志”、“录”题名，这些本是史书文体。在结构形态上，古代小说常以史传文学中的列传为蓝本，并由此演化出合传体式。著名的古代短篇小说，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多用为主人公立传的写法，先交代主人公是何时何方人氏，然后依时序叙述其经历和结局。古代长篇小说“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评语），然后将众多人物列传按照不同的方式，组成合传式的整体结构。

中国古代小说对历史题材高度重视。如《西京杂记》、《神仙传》等，内容多取自历史故事和传闻；唐代传奇《长恨歌传》和俗讲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也是以历史人物和传说为题材。宋代说话，则专有“讲史”一家。明代以后，长篇章回体小说兴起，不管是历史演义如《东周列国志》，还是英雄传奇如《说岳全传》，甚至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等，无不从历史故事和传说中演化而来。白话小说多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的核心。这一特点，主要是受宋元“说话”的影响。宋元说话的听众，大多是来书场听故事取乐的下层民众。因此，为让故事讲得有头有尾，让听众听得清楚明白，说话艺人按故事发生的自然过程，连贯讲述。这种以故事为叙事中心，按自然时序顺叙的方式，被小说继承过来，成为一以贯之的创作传统。如《三国演义》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写起，到晋受魏禅、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水浒传》从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到梁山义军最后失败、宋江等人魂聚蓼儿洼告终；《西游记》以石猴出世作为开头，以西天取经归来，孙悟空封为斗战胜佛为结局。不仅是这些长篇名著，还有大量的短篇白话小说，也都是采用按时序讲故事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古代诗歌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居文学盟主地位。古代小说十分自然地受到了古代诗歌（包括赋、词和小曲等）的重大影响。运用诗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描述表达方法，是古代小说常见的写作手段。在章回小说中，每一回正文的开头，常用“回前诗（或词）”作为引子，而每一回正文的结尾，也常用“回后诗（或词）”作结。有研究者统计，《游仙窟》中有诗77首，《水浒传》中有诗556首、词54首；《三国演义》中有诗157首、词2首；《红楼梦》中有诗124首、曲35首、词8首。小说中融入的诗词，或坦露小说人物的性情，或抒发人物志向，或渲染气氛，或描写场景，或揭示作品的内涵，成为小说意境和形象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小说中引入诗词，使得二者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由儒、释（佛教）、道三教共同构成的共同体。儒、释、道三教思想不仅是形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而且也是塑造民族性格和心理的重要基因。因此，包括古代小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对古代小说影响最深，集中于正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化至上的文学功用观念两大方面。古代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多具有忠、孝、仁、义、礼、信、智、勇、贞、节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褒扬的伦理道德，而反面人物形象则具有奸诈、残忍、忤逆、淫佚、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等等为儒家思想所贬斥的悖伦理无道德的低劣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故事中，卖身葬父的董永、投水寻父尸的叔先雄、埋儿养亲的郭巨等等，是孝子的形象；与朋友千里约会不爽时日的范式、为替弱者复仇而甘愿与楚王同归于尽的楚客等等，是信士义士的形象；刎颈誓不从盗的乐羊子妻、为宋康王所掠而与丈夫同死的韩凭之妻等等，是节妇贞妇的形象。唐宋传奇小说中，为报杀父杀夫之仇而女扮男装智杀强盗的谢小娥，被丈夫抛弃而持志弥坚的从良官谭意哥，弃恶从善、大义凛然的倡女李娃等等女性人物形象，无不持有重义、行孝、守贞的品性。“三言”一百二十篇作品的人物多是“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在长篇小说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忠义”为整个作品的思想内核。《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如效忠汉室、宽厚待下的刘备可说是“忠”与“仁”的化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则是“智”的典范，而关羽的“义”，张飞的“勇”等等，都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而反面人物的曹操、高俅、蔡京等，或是性格奸诈残暴的乱世奸雄，或是欺君罔民的奸臣。《水浒传》的起义军领袖宋江，就是兼忠臣、义士、孝子于一身；桀骜不驯的英雄好汉李逵，也时时事事以“忠义”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行为标准。
佛教和道教具有十分丰富的宗教想象，它们构建的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天神、菩萨系统和神仙谱系，及种种奇诡怪异的宗教意象、宗教故事和人物，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思路、题材和形象的重要艺术资源库之一。一些带有极强虚幻色彩的宗教故事和人物，甚至直接进入了小说作品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记录了不少虚幻的宗教故事和人物，《搜神记》、《幽明录》中都有大量的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幻之事。唐传奇的人物形象中，有凌空而飞、剪纸为驴、“开脑后”藏匕首，化昆虫入人腹的聂隐娘，有变成美娘子与俊俏书生纠缠的白蛇精。《西游记》的石猴变成“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天蓬元帅投错胎而出生的猪八戒，《封神演义》的三头六臂、荷叶莲花身的哪吒，《三国演义》的呼风唤雨的“活神仙”诸葛亮，《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等等。凡此种种，莫不与宗教想象所构建的菩萨、神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古代小说中某些形象的构成具有玄秘性和哲理性。《红楼梦》用“无材补天”、“木石前盟”与“太虚幻境”等三个神话，构成一个统御小说整体内涵的神秘的象征系统。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通灵宝玉，是现实世界中贾府公子贾宝玉身不可离的命根子；西方灵河岸上的“木石前盟”，是现实世界中宝黛爱情的因缘；而大观园女儿国中众姐妹的人生命运，却早已在“太虚幻境”记录入册。《西游记补》打破时、空的自然程序，让孙悟空通过“青青世界”、“古人世界”及“未来世界”，“走入情内”，鉴识富贵帝王、廷对秀才、风流儿女、英雄名士等种种世相，最终揭示的是“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这样的源自佛教的哲理。

④ 古人为什么要写小说写了能卖钱吗传播途径有哪些

古代写书不赚钱，只是写了出来如果口碑好的话能有名气，古代文人更在乎的是他的名气声望之类的。书店是有的，但是主要传播途径还是以说书的形式，在茶馆里传播出去。

⑤ 古代长篇小说大多是什么小说这些小说有什么或什么组成的一个小故事啊。

古代长篇小说多数是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由
＂一回＂或＂若干回＂组成的小故事，最终串联成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读章回体，小说，要注意每一项的题目及。读章回体，小说，要注意每一项的题目即回目。从中我们能够猜出这一回主要讲了什么事。

⑥ 古代产古代长篇小说多的是什么小说,这些作品中每一回题目称为什么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长篇讲史平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讲史有直接的关系：章回小说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回”来自于讲史的次或段；章回小说的回目来自于讲史开宗明义的题旨；章回小说由“话说”、“看官”等构成的虚拟的说书场景来自于讲史的叙述方式。我国章回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五种类型：讲史型、神魔型、公案型、世情型、武侠型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历史演义”，是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上兴废争战、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描写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兴起与灭亡的历史过程。《三国演义》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三国结束后不久，就有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引用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一十余种，资料详实，极大地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与此同时，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到元代时，便形成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定本。罗贯中正是综合《三国志》、民间传说和《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最终写成了《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即所谓“世代累积型”小说。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记载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见他籍贯太原，大约生活在1310至1385年之间。相传他颇有政治抱负，而且是施耐庵的“门人”。其材料如果可靠，他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写的作品很多，除《三国演义》外，今传世的还有长篇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一说《水浒传》是他和施耐庵合写而成。《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多，其中明代的嘉靖本，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七言回目一句。而《三国演义》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一百二十回修改本。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它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融合了传统、官方、民间与作者个人的各种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种思想倾向：第一，极力突出拥刘反曹倾向。在《三国演义》中，以刘关张及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方面，是正义的代表。而曹魏集团则代表了邪恶。这种倾向并不是罗贯中首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罗贯中只不过是继承了民间的观念。这样的倾向对于吸引读者的感情投入是必需的。这种倾向固然沿袭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拥刘也表现了对仁政和明君的向往，反曹则是对暴君和暴政的痛恨。也就是说，作者是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糅合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来表现对昏君贼臣及黑暗统治的痛恨，对圣君贤相和清平社会的渴望。所以，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奉蜀为正统，不仅因为对否定蒙元正统地位，在“人心思汉”的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了人民的政治道德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封建观念而加以否定。第二，强调建立在“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基础上的“义”。所谓“义”，本来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三国演义》中，简单地说就是友谊。《三国演义》中“义”的观念特别突出，“桃园三结义”、“义释曹操”等成了“义”的经典表现。“义”，其实是一种民间观念，作者是用民间的想象来描写三国时期的某些人物，并将这种观念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义”，使他们变君臣为兄弟，平等相待；“义”，令他们相互救困扶危、同心协力；“义”，让他们舍己救人、知恩图报。特别是关羽成了“义”的化身，虽然关羽身上的“义”被绝对化，而产生了重私情忘大义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并不损害他忠肝义胆、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这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切合民间心理。第三，十分崇尚智慧。就写人而言，小说中，诸葛亮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他懂政治、精军事、通外交，是典型的智慧的象征，另外，周瑜、司马懿等人身上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观念。作者突出这些智者，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智力的竞赛与角逐，因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就叙事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被人们称为全景性军事文学。其中不仅写出了两军相斗勇者胜，而且，还写出了两勇相斗智者胜。突出智斗，是这一作品的特色。作品写战役，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关系交织在一起，重点表现统帅人员的运筹帷幄、分析决策，给予读者许多启示。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史料处理原则，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大体按照历史真实来写，但又虚构了大量细节和一些情节，使小说虚实结合。实使读者产生真实感，虚使小说更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第三，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第四，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三国演义》不仅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广泛流传。

⑦ 在古代，稿费、印刷都很难保障，作家怎么有写长篇小说的动力

写小说来赚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文学已经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写小说是一种工作，工作的动力当然是为了赚钱，没钱挣的工作，自然是不会有人做的。但是在古代，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再不济也是文人的爱好，所以“文学”在古代它不是工作，一个文人如果混到要靠“文学创作”来赚钱的时候，一般已经是混不下去的时候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不是文人的工作，但“写作”却是大多数文人的工作，一个秀才要成为进士，需要写大量的八股文，中了进士以后做官，需要写大量的公文和应酬文字，这些“写作”一般来说不会认为是“文学”，明清的文人一生要写无数的八股文，但今天流传下来的明清文集里，却基本上没有八股文，因为文人不会把八股文这样的“写作”当成是“文学”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

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写作”的快感很难在写八股文或写公文这些文字活动中找到快感，那些写作只是帮他们进入官场和在官场打拼的工具罢了，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活动，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诗词、散文这些文学作品出现，但小说跟诗词、散文还不同。

诗词、散文虽然不是文人们的“公文”，在没有知识产权和版税的古代，都是不挣钱的，李白、杜甫都没有靠写诗挣过什么钱，但诗词散文虽然不直接挣钱，但却可以挣得“名声”，名场在古代文人看来，那比“钱”重要多了，他们追求的是千古留名，不是腰缠万贯。这是他们最大的收益，也是他们创作的第二动力所在（第一动力自然是喜欢）。

但是写小说从获取“名声”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是没有收益的，因为古代的小说大多不署名或者署笔名，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力去“写”呢？这就是“文学”真正的魅力所在了，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满足感，是比赚钱或出名更令人难以自拔的。当然，这是因为古代的写小说的人，是不需要靠写小说为生，他有别的挣钱的渠道，写小说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是精神的享受，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一样。按理说，时间就是金钱啊，别人占用你的时间，应该为此买单才对啊，也就是说电影院让你花时间去看电影，应该是电影院给你钱啊，但事实上却是我们自己掏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精神得到了享受嘛，当然，这种享受过程，有可能是愉快的体验，也有可能是难受的体验，但都是享受。

⑧ 急急急！！！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