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

① 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包括以下四点：

1、故事情节的淡化。

散文化小说将小说的核心因素情节淡化，小说并不注重完整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甚至没有完整的情节，把以往情节模式中那些坚固的、支撑性的因素削弱，取消它们在小说艺术构成中原有的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取消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模式中的因果性和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意的、散化的小说碰世叙事笔法，是无数的自然环境、生活片段的描写。

2、结构的散化。

散文化小说打破以情或知节为中心的传统结构模式，也不同于五四以后以人物为中心细致描绘人物性格和命运变化的结构模式，而以散文为参照系建立起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结构体系。

它打破定式，结构开放而自由，不以充满故事情节的硬形结构组装事件和人物，而是以诗情画意的软性结构调动生活片段、呼唤心灵、升华情感、创造意境，处处体现出蒙田的“游离功夫”。

将闲笔不露神色融于文本创作之中，但又与于松散的结构中体现出某种和谐统一，将所要表达之情凝于其中，呈现出柔性艺术之美。

3、人物性格的虚化。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散文化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不像现实主义的小说塑造典型人物，从人物的身上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衫吵消深刻的主题意蕴。

而是通过人物的描写去创造作品的情调情绪，人物的出现仅仅作为一种情绪或气氛的载体，重要的是表现生活、体味生命，人物即气氛，人物即情绪。

4、语言的纯化。

散文化小说作家们非常注重语言的艺术，语言雅致、精确、浅白，看似普通，细品则韵味无穷。它将诗的凝练华美与散文的风韵完美融合，于不经意的随笔之中赋予小说散文的抒情风格和诗歌的诗情画意。

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人物：

1、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创造社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小说代表作有：《狂人日记》（1918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药》、《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伤逝》等。

2、郁达夫（1896～1945），名文。创造社的现代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特别信守“自叙传”的写法，张扬主观情绪的抒发，善于坦露作品主人公及作家自身的内心世界，其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

小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寒灰集》等；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等。散文集《闲书》、《屐痕处》、《日记九种》等；散文名篇有《一个人在途上》，《钓台的春昼》等。

3、叶绍钧（1894～1988），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

小说代表作有短篇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等。

② 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
宗法观念的 老舍在茶馆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作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液唯源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老舍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闹态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山纳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老舍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 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③ 吴组缃的代表作是什么

《樊家铺》写于1934年，收入《西柳集》，是吴组缃的代表作

吴组缃小传

吴组缃(1908.4.5—1994.1.11),原名祖缃,字仲华,十四岁时改
名祖襄,笔名吴组缃,芜帝,野松,寄谷,木公等.安徽泾县茂林人.父亲
吴庆余是个秀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反对科举,学洋文,后弃文经商,
小有资产,在家乡兴办了两所私立小学.
1921年起,吴组缃就学于宣城省立八则改中,芜湖省立五中,接触到进步思
潮.在五中时,曾主持学生会的文艺周刊《赭山》,开始文学创作,在《赭
山》纳盯袜,《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白话诗.1923年在上海《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和1925年3月在《妇
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1927
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学中文,1933年毕业后
直升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清华园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与
季羡林,林庚和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1932年到1934年他创作的小说《洞激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卍
字金银花》,《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皖南农村
现实生活中经济与制度的衰落为题材和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
是1933年创作的短篇《一千八百担》,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祠集会,具体而
微地表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破产和宗族制度的分崩离析.这些
作品后结为《西柳集》和《饭余集》刊行.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
谨,尤其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
风俗场景的第一人.
1934年,吴组缃中断学业,到南京中央研究院任丁文江的秘书半年.经
郑振铎介绍,结识了王任叔,张天翼,蒋牧良,朱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文
学创作问题.1935年初,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兼秘书.1936年与欧阳
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
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
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
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吴组缃随冯玉祥访美,之后离开冯,担任南京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主任.1952年至逝世,一直任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历任中国文联
与中国作协理事,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吴组缃主要著作书目

西柳集(小说集)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
饭余集(小说散文集)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鸭嘴涝(长篇小说)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
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说稗集(古典小说论评集)1987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宿草集(小说集)198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外集(文艺评论集)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1989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是谁

欧·亨利
欧·亨利（OHenry1862年芦烂—1910年）“含泪的微笑”是欧·亨利小说的创作风格，是作品喜剧形式和悲剧内涵的有机结合。欧·亨利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风格独特，以表现美国中下层人民生活为主，以语轮丛言幽默、结局出陪桐漏人意料（即“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

⑤ 以<<边城>>为例谈谈京派小说特色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二、"新感觉派"

30年代，大上海都市文化的畸形发展，催生了海派三大作家群体，一是以批判都市文明为主要任务的左翼作家群，二是顺应广大市民趣味的通俗作家群，第三就是新感觉派小说家。
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新感觉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登场，清楚地表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已经越过了初期，进而问鼎于独立的地位，对于海派自身来说，也最终冲出了旧小说、旧文学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了通俗文学的界限，攀上了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一）、"新感觉派"的定义及形成过程

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是海派的第二代。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日本新感觉派，是1924年左右兴起，1927年就基本消散了的文学流派。1924年，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创办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开始了新感觉派运动。他们强调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应该以新的感觉方式来体验、认识和表现世界，尤其是以视觉、听觉作为认识现代世界的出发点，特别注重传达瞬间的感觉体验，潜意识和内心的世界。这些都可以在中国30年代的新感觉派身上找到影子。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这是新感觉派小说的萌芽；1932年5月，由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已经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初施蛰存因故辞去《现代》编辑一职，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解体。

（二）、新感觉派小说出现的意义

新感觉派作家出没于喧嚣骚动的十里洋场中，尽情的享受了现代都市物质和商业文明，同时又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电影的熏陶，所以具有鲜明的文学先锋意识，其小说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是真正观照现代大都市的文学。新感觉派作家是直接由上海洋场社会塑造出来的作家，对都市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真正的大都市的气息。他们最瞩目的成绩在于，不仅注重对都市外在景观的炫奇式的描绘，而且也注重对都市的感受和体验的描写，并且将这种外在景观和内在体验同时落实到了小说的形式层面上，获得了把体验到的内在的都市内容和外在的文本形式相对应的诗学途径。

（三）、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

1、擅长捕捉都市化意象

"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小说中的真正主角，其具体化意象有：流线型的汽车、服装、广告、咖啡厅、摩天大楼、霓虹灯、电影院等，而最核心的意象就是"舞厅"。新感觉派的名篇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上海的狐步舞》中都有舞厅的场景，其中暗含着的内在景观就是充满了商业化和娱乐气息的消费文化，还有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生活习惯、节奏、态度和情趣。

2、在小说形式层面整合了现代都市的体验和感性。

新感觉派真正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对都市的丰富的感性直观体验。在小说中他们充分调动了各种现代技巧来传达都市的感性，动用自己五官感觉的复合体验、学习和借鉴电影蒙太奇的技巧，打乱叙事时间和结构，在形式上活用印刷字体来冲击读者的视觉感受，省略标点符号等。这些形式上的变革，激活了文学的感性和小说的想象力，传达出了现代都市所展示的人类心理体验和感性存在的新视野，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其局限在于有些过分地沉溺于都市的感官刺激、过分地震惊于光怪陆离的意象世界的体验，缺乏自反式的观照，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文化贫血症。

3、侧重于挖掘心理、潜意识、瞬间体验和感觉世界，不以复杂离奇的故事性情节取胜

舞厅的视角是新感觉派小说核心的视角，小说的叙事者追寻的往往是舞厅中的主人公的眼睛，而不是故事本身，因为舞场上的男女大都是逢场作戏，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女主人公就坦然承认，她从来也没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待过三个小时以上，以这种主人公的眼睛为追寻对象，显然很难生成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四）、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

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但是却又各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中，真正沉溺于都市题材的小说家是刘呐鸥和穆时英。

1、刘纳鸥（1905－1940） ① 作家简介及创作概况

刘呐鸥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他是介绍日本新感觉派的第一个人，也是最早认识到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的作家，先驱性的人物。1928年，他翻译了片冈铁兵等人的小说合集《色情文化》，同一年又在《无轨列车》发表了意识流小说，并于193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这也是他唯一的小说集，由8篇小说组成，是较早运用感觉主义写出的作品，如书名所示，这些小说是描写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现代"风景"的，它们采用与现代都市生活快速节奏相适应的蒙太奇手法和意识流手法，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男女放纵、刺激的色情生活，写出了大都市的病态和糜烂。另外，在其短篇《残留》和《风景》中，还表现出了都市生活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现代机械的压力竟然迫使人们逃离了城市。

② 艺术特点

刘呐鸥的小说创作将叙述者的感觉上升到了最显著的层面，注重意识的跳跃和流动，这种小说文体让人耳目一新。有人评论刘呐鸥，说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把这电影、飞机、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这大体上反映了他的小说面貌。
刘呐鸥小说出现的意义：他的小说告诉人们现代都市要用现代的情绪来感受，要对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细细地体验，而不是单单地猎取一点病态心理，并夸张地加以表现。
在这里，刘呐鸥所感觉到的上海，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的，是充满活力的，又是冷漠、孤独、荒凉无边的，更接近现代物质文明下的都市本体。其局限在于：与中国现实结合不不够，洋味太浓，在暴露都市的病态和糜烂时，不无欣赏地流露出病态的情调。

2、穆时英（1912－1940年） ① 作家简介及创作概况

穆时英，浙江慈溪人，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等，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洋场小说家。从他的新感觉小说开始，都市在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供人欣赏，并同时进行一定的文化思索。
穆时英在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收在《南北集》中，反映流浪汉的生活状态，手法基本属于写实。从1932年起，穆时英完全显示出了他的现代派品格。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公墓》、《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

② 创作分析

穆时英醉心于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表现爱情与死亡的主题。刊登在《现代》创刊号上的《公墓》以流畅、细腻的散文笔调抒写了一个凄凉感伤的爱情故事，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全文缱倦缠绵，把爱情和坟墓（死亡）联结为一体，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现代主义的理解。
穆时英写得较多的是"十里洋场"上海畸形的"风景"，这里充满着"战栗和肉的沉醉"。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把五个人物聚集到周末的夜总会，展示了他们的不同命运，或破产，或青春流逝或情场失意，或失业，或生活无目的，来夜总会进行最后的发泄。《上海的狐步舞》则进一步揭露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质，小说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是："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而以感觉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流的方法描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风景：黑社会的暗杀、后母和儿子的乱伦、富豪的嫖娼、工人的惨死、舞厅里男女的调情……展示了都市的没落疯狂的状态。
在描写人物的疯狂、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时，作者往往还能写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悲哀，这个特点就是他所说的"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如《黑牡丹》里那个外号叫黑牡丹的舞女，为了逃避遭奸淫的恶运而跳车逃跑，得到了别墅主人圣五的搭救，为了能够得到心灵的休憩，她却始终不敢公开自己的舞女身份，而谎称自己是"黑牡丹妖"，提心吊胆地活着。

③艺术特点：

穆时英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的"有意味的形式"，沈从文说他"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所谓的"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在当时风靡上海滩，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穆时英的小说不但具有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又随时能够做激烈的动作描写，讲究节奏、快速组接，特别富于刺激，因此有人说他是技巧派。
穆时英的小说在总体上呈批判性，如《上海的狐步舞》，全篇表达的就是"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旨意。但是对于一个个的局部，如舞厅、夜总会、饭店等，又呈现出迷醉的状态。
刘呐鸥和穆时英，虽然是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新感觉派作家，但是从个人品性来看，却是利欲熏心的无聊文人，因为长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其小说虽然客观上有揭示社会黑暗的意义，却往往没有正常的道德评价和善恶的判断，充满着对感官刺激和肉欲享受的欣赏和玩味，以及对自我暴露和自我本能发泄的满足。这样的一种贪图个人享乐、漠视社会苦难的心态，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卖身投靠，成为了汉奸，1939年，在沦陷区的上海，两人一起担任了汉奸政府创办的《中华日报》的编辑，并先后出任《文汇报》社长等职，但是投靠汪伪政权不久，就于1940年先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杀害。

3、施蛰存（1905－2004 ）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其中比较特异的人物。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人相比，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多样。

① 创作概况及作品分析

施蛰存的第一个短篇集是《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了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杂志后，开始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地合流。
施蛰存的代表作是《梅雨之夕》、《春阳》、《善女人的品行》、《将军底头》等。他更擅长描写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特别注重挖掘都市市民的深层心理世界。这种倾向最终发展为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梅雨之夕》和《春阳》都揭示了都市男女隐秘而曲折的内心流程，写他们卑微的渴望的萌动和这种渴望的无声无息的破灭，力图展现现代都市男女特有的情爱方式。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施蛰存

《梅雨之夕》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文章的题目"梅雨之夕"暗示的是男主人公情感的现实处境，他在雨中遇到的少女是其情感上梦寐以求的伴侣，而雨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绝对不可以诉诸于理性，所以他一回到家，梦立刻就醒了过来。男主人公向妻子撒了一个谎，于是，自然的真实的情感和性意识又重新被压抑了起来。这种情感的来或去，都不是刻意的，事先没有丝毫的征兆，潜在的意识和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一切，同时又毁灭了一切。
《春阳》中的婵阿姨年轻时为了钱同丈夫的牌位拜堂，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对情欲的渴望却仍然留在心底。作品从她某天来到上海银行取钱写起，通过她在春天暖阳的照耀下萌发的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的爱欲冲动，表现了人性无法压抑的思想，对封建道德摧残人性，对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异化人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小说采用的也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将军底头》和《石秀》等小说，用心理分析的手法重新演绎了古代题材。
《将军底头》重点展现的是唐代将军花惊定处在情欲和种族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挣扎的痛苦，带有一定的神怪和魔幻色彩；《石秀》揭示的则是友谊和色欲的冲突。《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石秀，在施蛰存的笔下成了一个色情狂和性变态者，在友谊与色欲中煎熬的悲剧人物。

②施蛰存小说的艺术特点：

通过潜意识探索人性，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核心追求。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比，施蛰存的小说有着同样鲜明的现代艺术，但是叙事的技巧相对传统些，将传统和现代有机地接合了起来。节奏比较平缓，故事性较强，有一种怀旧的气息和古典的诗情。这和他小说的都市图景后面的乡土背景有关。施蛰存虽然住在上海，但是在松江还有故居，这是他的文学后院，从而缓解了都市的忧虑感和孤独感。

施蛰存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是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且付诸了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影响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是比较公允的说法。

[思考题]

(1)简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形象的矛盾性与时代色彩。
(2)比较分析沙汀与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3)评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内涵与文体特色。
(4)为什么说30年代上海风行的"新感觉派"是现代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流派?
(5)比较评析沈从文、芦焚与废名各自笔下的乡土田园艺术世界。
(6)略评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的形象。

[必读作品与文献]

叶圣陶：《倪焕之》
萧 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萧 军：《八月的乡村》
丁 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柔 石：《为奴隶的母亲》
沙 汀：《代理县长》
艾 芜：《山峡中》
吴组缃：《一千八百担》
李劼人：《死水微澜》
萧 乾：《梦之谷》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
施蛰存：《春阳》《梅雨之夕》

[评论必读]

茅 盾：《女作家丁玲》
杨 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
赵 园：《论小说十家》
孟 实：《〈谷〉和〈落日光〉》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
许子东：《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秦林芳：《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
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

⑥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是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是：
西柳集（小说集））
鸭嘴涝（长篇小说）

吴组缃(1908.4.5-1994.1.11)，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省泾县茂林人。

人物经历编辑
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他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
吴组缃
吴组缃
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吴组缃从小就读于私塾和他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先后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去南京工作。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深情地赞扬冯玉祥尊师重教：“冯玉祥爱国、主张抗日，拥护共产党，很了不起。他是《三国演义》的信徒，学刘备三顾茅庐，尊重知识分子。他看过我的作品，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抗日战争期间，吴组缃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并当选为“文协”常务理事。武汉撤退后随冯玉祥到重庆，在西南联大执教。1946—1947年，曾随冯玉祥去美国考察。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后，吴组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
吴组缃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他的 《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反映泾县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阅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
他对家乡充满深情，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关心教育，抓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⑦ 吴组缃简介

简介
吴组缃(1908.4.5-1994.1.11)，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吴的作品，以皖南农村现实生活伏吵中经济与制度的衰落为题材和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1933年创作的短篇《一千八百担》，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破产和宗教制度的分崩离析。这些作品后结集为《书柳集》和《饭余集》刊行。吴组湘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尤其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的第一人。
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 （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吴组湘主要著作书目

西柳集（小说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

饭余集（小说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鸭嘴涝（长篇小说） 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吴组湘小说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说稗集（古典小说论评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宿草集（小说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喊厅伏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外郑携集（文艺评论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⑧ 短篇小说的结构

短篇小说是一种以小见大，以局部反映整体的语言艺术，它选材要严消弯，开掘要配桥圆深，

虽然不一定要重大的社会题材，但必须反映重大的社会意义。同培塌时，它在结构安排上，也应见出匠心，一丝不苟。

安排短篇小说的结构，总的说来，头绪不能过繁，过程不能拉得太长，人物不能过多，铺述不宜过详，表达不宜和盘托出，高潮不能一个接一个。它应该凝练集中，以少显多。否则，极易写成压缩的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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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哪位能够讲述一下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

⑩ 评论《三言》《二拍》的成就和局限

——成就——

“三言二拍”中的明代作品既从话本母体中继承了“说话”艺术的特质，又吸收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营养，形成了更适应于书面阅读的艺术手法和创作特点，同时在包括情节设置、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也形成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独具的艺术特色。

一、“三言二拍”“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故事的传奇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善于运用生活中偶然性的巧合来构成故事的冲突，回旋跌宕，波澜起伏；同时也善于设置悬念伏笔，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作者还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脉络清晰，情节连贯，头尾完整，前因后果都交代分明，各种矛盾冲突一定当场解决，这是适应我国民众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心理而形成的，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所独具的民族形式。

二、“三言二拍”中的优秀作品已能初步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性格鲜明而又充满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与以粗笔勾勒见长的宋元话本相比，“三言二拍”既有了较游侍多的真切自然而又层次清晰的心理描写，也有了具体丰富而又生动传神的细节刻画，体现出白话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进展。同时，作者从宋元话本那里承继了以行动表现人物的写人手法，有时把知瞎人物置于与外部世界的激烈冲突中来显示其内心矛盾，有时通过一系神猛吵列的行动来突出强调、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三、“三言二拍”的语言既汲取了宋元话本“谐于里耳”的特征，又经过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的润色、创作，把生动活泼的口语与浅显易懂的文言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文心”和“里耳”的谐合。作者将宋元话本粗具形态的白话变成了流畅生动的文学语言，较为纯净，少有杂质；叙述语言明白如话，富于表现力；人物语言描摹逼真，具有个性化；达到了不事雕琢而自然曲尽事物之情的境地。三言二拍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已经跨越了通俗化的初级要求，开始进入更高的规范化和艺术化阶段，为白话短篇语言树立了典范。

——局限——

“三言二拍”中表现的思想倾向并不都是进步的。不少作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宿命思想，同《金瓶梅》一样，很多篇目中都有露骨的色情描写。这种现象说明了封建知识分子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矛盾和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时尚造成的人们审美趣味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