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文学评
『壹』 如何评价贾平凹的《暂坐》
评价：茶楼里的世态炎凉正是社会的缩影，环环相扣的命运展示着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泼烦琐碎的日子里，看得到茶艺、书画、古玩的美。
在大巧若拙、余味无穷的文字背后，仿佛作者就在茶庄楼上，慈悲而关切地看着：人生短暂，且来小说里坐坐。
内容简介：
《暂坐》以西安为背景，讲述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一群单身女性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展现了当下独立女性的风采。她们神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
获奖：
2021年1月16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正式发布。此次排榜共设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含非虚构）五大榜单。《暂坐》名列长篇小说榜第三名。
『贰』 对莫泊桑小说的文学是评价
莫泊桑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6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以《羊脂球》（1880）入选《梅塘晚会》短篇小说集，一跃登上法国文坛，其创作盛期是80年代。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1883）、《俊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我们的心》（1890）。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莫泊桑还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深切同情。 莫泊桑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的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另外，他敏锐的观察也是令人称道的，自从他拜师福楼拜之后，每逢星期日就带着新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的住处去，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周交上的习作的点评。福楼拜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他敏锐透彻的观察事物。莫泊桑遵从师教，逐渐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后来，当他在谈到作家应该细致、敏锐的观察事物时，说：“必须详细的观察你想要表达的一切东西，时间要长，而且要全神贯注，才能从其中发现迄今还没有人看到与说过的那些方面。为了描写烧的很旺的火或平地上的一棵树，我们就需要站在这堆火或这棵树的面前，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跟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一次，福楼拜还建议莫泊桑做这样的锻炼：骑马出去跑一圈，一两个钟头之后回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莫泊桑按照这个办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有一年之久。 在福楼拜的指导和帮助下，莫泊桑形成了逼真、自然的写作风格。他不追求离奇的效果，只描写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小事，叙述的笔调几乎到了白描的程度。不过他的叙述看似自然流畅、不着痕迹，其实都是经过了巧妙的构思，留下厂一处处为情节发展所需要的伏笔。莫泊桑的天才在于他既叙述生动又惜墨如金，寥寥数笔就使环境的气氛跃然纸上，几句对话就使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他的描写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称之为字字珠玑并非过誉。他具有独特的视角，能见他人之所不见，以平淡的情节塑造人物，以真实的细节凸现性格，从而使小说既有反映现实的思想内容，又是引人人胜的艺术精品，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虽然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成员，但是从来没有露骨庸俗的细节描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莫泊桑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法国作家莫泊桑一生短暂，在近10年的创作生涯事，共出版27部中短篇小说集和6部长篇小说。法国传记文学家特洛亚在《风流作家莫泊桑》里，披露了莫泊桑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重现了他嬉戏荒唐的一生。1893年7月，左拉在莫泊桑葬礼的悼词中说：“他文思敏捷，成就卓著，不满足于单一的写作，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这人生的欢乐，指的是莫泊桑喜欢划船、游泳和追逐女人。对于这个终身未娶的作家来说，女性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如此。 许多名人都曾评价过他。“他是19世级末法国文坛史上最卓越的天才。” ——屠格涅夫 “他的作品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左拉
『叁』 求一篇近三年之内的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2500字。。。急急急急
对四篇短篇小说的点评
1、《扯淡》点评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爷爷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是从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苦难年代走来；孙子则是生活在和平时代，一个追求经济追求个人利益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之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教育，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爷俩的矛盾冲突因此而起，这是本文最大的一个看点。
作者在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同时又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沟通祖孙两代道德观念冲突的问题？虽然作者没有提出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字不提沟通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父辈的教育作用。但我以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和家庭、学校教育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作者虽没有挑明其中的所以然，但正是本文散发出含而不露蓄而不发的艺术魅力，恰恰暗应了“文章合为时而著”也。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这种变异的道德冲突的现状的深深担忧。
本文的第二个看点，就是本文语言洗练、通俗，非常口语化。它那带有东北地方色彩特有的语言魅力，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尤其是南方人一见到这种作品，便会舍不得默读，肯定会大声地诵读玩赏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惜墨如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字、三字、四字一句；简短的一句自成一段，从漫不经心的一问一答到强烈的正面交锋，虽然作者极力进行了冷处理，却也凸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
《扯淡》正是反映了我们当今社会现代人正面临道德“代沟”、道德变异的危险。本文好就好在它没有把这一社会问题作简单的地说教化、一般地图解；也不是单纯地靠讽刺或漫画式地乱骂一通。而是寓教于平凡的生活之中，让人思考：人生活在复杂与繁难的社会之中，本来就存在着多重的、多元的道德观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主流的、健康的社会道德来抵制来消解消极的不健康的道德思想。
2、《儿子请客》点评
这是一篇带有一定艺术夸张但又不失针砭时弊的好小说。八岁孩童如此老成如此世故，把一套世俗游戏把玩得如此得心应手，竟然以请客的方式能解决了“我”求爷爷告奶奶都未曾解决的妻子再就业的重大问题。他那种谙熟人际游戏规则真让人嗔目结舌，唏嘘好久，读完后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之中：这就是我们眼中纯真可爱懵懵懂懂的小孩么？
这是本篇小说给人的最初感觉，那么是谁让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孩童染上这股陋习呢？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呢？虽然小说没有明说这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但它不能不让人思考，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大人的一些做法、一些陋习、一些行为对孩童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地侵蚀和影响。小说为我们剖开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面，让人通过这这种现象透视到更多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和艺术魅力所在。
3、《父子之间的怯意》点评
这是一篇寓平淡之中见真情的好小说。我们不能忘记朱自清《背影》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至深至真至纯至朴的父爱。同样，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看似随意的讲述中，却蕴涵了不易为人察觉地深沉的父爱，同时又侧面地说明了父子在现实生活和历尽沧桑之后产生心理隔阂和情感易位的事实。
作者把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感悟融入到了冷静的叙述之中，小时侯挨打、父子呜呜哇哇唱戏、一起走遍全县 “看庙”“评庙画”、护送我10多公里上学、父亲弯腰检烟。前四件事，表明父亲以自己淳朴的人格和朴素的教育观熏陶着我教化着我，寄寓了父亲那不易被人发觉的深沉而伟大父爱。后一件事，时过境迁，儿子有出息了，然而父亲老了；父亲仍然保留着乡里人往常的那种陋习——“弯腰检烟头”，这让已成为城里人的我非常尴尬，深刻地说明了两代人存在不同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流露出了对现实生活中父子之间为社会功利所腐蚀所玷污的一种感慨和无奈！
4、《脚步声》点评
《脚步声》有三处可圈可点。
一选材好。虽取平凡之事，却别致新颖；虽开口小却见深刻。
二笔法精妙。母子对话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温不火，不蔓不枝；主人公殷新渴望得到市委焦书记赞赏的心理、动作描写，可谓力抵千钧，入木三分，让人掩卷长思。
三含而不露。不但表现在开头与结尾皆意味深长，更体现在表面上看似作者纯客观的叙述，实际上却说明了舐犊情深的母子之情终究抵不过巴结上司之心的残酷现实。本文好就好在作者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作冷静客观地描述，把尖锐的现实问题交给读者仲裁。这恰恰说明了本文作者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其实，你如果是一位聪明的读者，你不难发现，作者在这看似纯客观描述之中其实已经表明了对主人公少廉寡耻的人品的憎恶、鄙夷，以及对现实做了深刻地思考。
虽然孩提时母亲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灵，母亲的脚步声是熟悉的；然而成年后领导掌握着他的仕途命运，于是领导的脚步声变得熟悉了，反而那原先熟悉的脚步声渐渐变得陌生了。文章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相信每个读者，在读完全篇之后，那迫切响起的脚步声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重地在我们的耳际、脑际回荡。
评季宇中短篇小说集《猎头》
作者: 刘鹏艳 来源: 文艺报 时间: 2012-02-24 阅读: 200 次 在线投稿
近日，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入作家近十多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9篇，共计55万字。这些作品的题材可归类为“历史”和“现实”两大类：一类如《当铺》、《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王朝爱情》、《盟友》等；一类如《最后期限》、《名单》、《猎头》、《灰色迷惘》、《老范》等。正如评论家指出，季宇具有两副笔墨，一副写历史，一副写现实，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怀和坚定的人文立场，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叙述冷静，入木三分，构思精巧，情节生动，既富有历史的厚重与沉稳，又具有现代的明快和犀利。
收在本集中的小说多数发表之后便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性的选刊所选载，有的还搬上银屏，改编成影视剧。季宇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不久前，他的百万字长篇小说《新安家族》出版，好评如潮，并登上新书排行榜，而由他担任编剧的同名电视剧《新安家族》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受到广泛的关注。
我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中解读出他的历史观。季宇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实无本质的分别，“历史”是“现实”之根，成为一种时间过滤的寓言，而“现实”未尝不是复活的“历史”，循环往复地重现从前的故事。由于在季宇的表述中，“历史”的涵盖范围是被无限放大的，所以季宇小说中的一切叙事皆为历史，或曰“被叙述完成的现实”，包括一般意义项下的历史上存在的现实，以及共时进行中的正在被塑造的现实性历史。
短篇小说《墓》可看做是季宇对历史的暧昧本质的完整表述。“文革”中陆子离为了自保，拒不相认于己有救命之恩的杨汉雄，以至杨汉雄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枪杀。后来杨汉雄夫人来本市投资，市里为杨汉雄修建墓穴时，也只能在埋死人的小梅山上辟一块“杨汉雄先生之墓”，与安置烈士的大梅山公墓遥遥相望。陆子离心中严严实实地埋藏了一段历史、一个永远的秘密、一颗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的、普通人的良心。此时历史作为一个冷却的抽象概念完全摒弃了曾经纠缠其中的、虽然被湮没却确实存在过的微量道德元素，以及挣扎过、疼痛过的情感温度。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让历史悲剧作为终结的故事烟消云散，反而令历史的错误更加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中篇小说《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则利用一个非常暧昧的“尾声”制造了一段语意模糊的历史。季宇采用“元叙事”的手段经营了一段关于战争背景下一个被唾骂的“英雄”与暧昧历史之间相互纠缠的故事：1995年春天，一个名叫季宇的人受出版社委托来到五湖，收集民国十九年有关松县保卫战的材料。这个季宇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两份资料，并确信这两份资料对于破译高田事件极有价值，因为它们“从另一个侧面提供新的思索角度”。结果高田和朱四的死全部成为谜中之谜，甚至连死亡本身都被暧昧的历史合法化地予以虚构，变得面目全非。
《当铺》更绝，不仅有一个暧昧的“尾声”，而且还加上了一个把历史暧昧进行到底的“尾声之尾声”：大火完成了一场阴谋，也充满表演欲地制造了层层叠叠的历史迷障。大火起于永义当还是裕和当？朱辉正死于自杀还是他杀？这是当户的报复还是朱七的阴谋？朱老板为什么寿终正寝还死不瞑目？一连串的疑问似乎让故事永无顺利终结的可能，叙事者只能以“为什么”来收束他的“尾声之尾声”——“至于为什么，自然又引起了种种猜测”。至此我们只能不无颓败地承认，由于暧昧交织的历史无法从不同方向获得统一的解读可能，所以人们在企图有效指认历史方面总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它无法追溯求证，只能是根据种种迹象进行猜测的结果。
种种历史暧昧其实在深层结构上昭示的是人性的暧昧，这是我思考的有关季宇的叙事原型命题的第二层面。季宇小说基于题材大致划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但贯穿于季宇小说的全部主题却只有一个，即对人的灵魂的拷问。杨汉雄、蓝十四、朱四之死，都是典型的历史悲剧，但埋藏在没有感情的冰冷历史之后的东西却模糊复杂得多。陆子离为什么不敢说出杨汉雄曾经利用CC的身份掩护革命、救过自己性命的事实？刎颈之交的兄弟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出卖了蓝十四？一心想捍卫民族尊严的朱四为什么背上历史骂名？人们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得见现在和未来，它从深层折射出的主宰历史的人类心理的暧昧正是历史暧昧的根源。有了这一体认，对于过往发生的一切错误，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人性的错误？
季宇写小说喜欢在前人的故事里寻找现代人的影子，因此他的表述不仅仅是历史的和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譬如关于五湖二次革命失败的故事，很多人翻炒过这段历史，但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被归结为准备不足、内奸、资产阶级性格软弱、不敢发动群众等等。季宇的《盟友》让人眼前一亮，“革命”这么宏观庞大的意识形态对象，竟然十分偶然地被个体情欲的胃液消化了。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重色轻友”，因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乏真情混杂的狂热占有欲。应当说“重色轻友”这个主题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曾经是被反复表现过的，而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介入历史、解析人性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不过借用“力比多”来阐释革命的功败垂成，却鲜有人吃这只“螃蟹”，塑造一个全新的贪色负义的伪革命者形象，确乎显示出季宇“创新”与“闯新”的胆识。把西方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观点与中国古老观念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地铺演一个老套的故事，是季宇的一次成功尝试。
《灰色迷茫》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力作，精准地把握了在经济改革年代的产业工人由行政附属物走向市场和民主的过程中性格与意识的嬗变。这是一篇运用“散点透视法”予以结构的小说，种种不太连贯的局部的显影，叠合成一个“轻度阳痿”的国民人格缩影。小说的文化意蕴宽泛而深刻，关于“人种的问题”让“精神阳痿”这个人格的痼疾超越了阶级成分，并且超越了时代界限。作品外谐内庄，细腻流畅，平和雍容却不掩其凌厉的批判锋芒，深掘灵魂的根本，直指传统的症结，在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毫不逊于先锋作家。在此，季宇以平和温厚的艺术风格和亲切随意的原生态手法完成了沉甸甸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季宇一以贯之地在创作中对复杂人性进行隐幽探密和直逼灵魂深处的执著追问，诸如个体的生动欲望和群体性的精神危机，都是他努力挖掘、积极探寻的对象。无论是季宇一向娴熟的晚清风物，还是充满现代政治元素和都市元素的现实题材，其精心架构的故事都为剖示、开掘、反思、叩问人的复杂生物性和社会性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拷问灵魂、反省人性的力度，显示出季宇小说深刻饱满的思想力度。
该文章转自：说怪网 www.shuoguai.com 原文链接：http://www.shuoguai.com/a/dpxs/2562.html
楼主看着办吧。我尽力了
『肆』 评价小说的评语
评价小说的评语
1．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
多数评语是基于以下五个问题：
1．这部作品说些什么？
2．这部作品意味着什么？
3．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
4．这部作品表达得好不好？
5．这部作品值得创作吗？
第一个评论的问题，只涉及到作品的一些表面现象。主要应对“谁”、“什么”、“何处”、“何时”、“为何”和“如何”给予正确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确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并且把作者所经验的与自己所经验的联系起来。
第二个评论的问题，在于阐明作品的主题。这种能力只有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有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能具备。要正确评论作品的主题，一般要从：一、内容释义；二、感觉感情；三、语言调整；四、作者意图等四个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个评论的问题，涉及到作者为了在读者中得到预期反应所运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达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文学作品来说，除非能够注意并运用这些特殊的技巧，否则，读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它。评价作品的表达技巧是读者和作者都会感兴趣的。
第四个评论的问题，是建立在对前三个问题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为了公平、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评论者对这部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确判断作者艺术手法表达的成功程度，对作品的技巧的运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将会得到作者和许多读者的赞同。
第五个评论的问题是关于作品的价值的。一篇文学评论只有正确地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文学评论。“使文学作品获得写作价值的，除了带来愉快，扩大知识领域，提供新的见识，促进积极行动，促进对生活有更正确的态度等等以外，还有语言的描绘（通过色彩、形状、明暗、场景的描写），思想、结构或语言的宏伟，历史性（对于另一时间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许多散文和诗歌中的韵律。”（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伍』 资深文学家们是如何评价贾平凹的作品的他的长篇小说作品有哪些
贾平凹被称作“鬼才”，他的作品语言表达细致悠长，幽默搞笑、俏皮，想像力出现异常丰富多彩，人物形象丰腴，有血有肉，可以把乡村鸡零狗碎的琐碎叙述得十分具备现实感，令人亲临其境。而且，对当代意识出现异常比较敏感，即使写以往的一切人跟事，也可以把当代人的情绪和观念围绕进来，提升了时期局限性。
贾平凹的创作，既传统式又当代，既写实性又宽广，语言表达秀外惠中、憨厚老实，心里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准的叙述，细密的关键点，取得成功地仿照了一种日常日常生活的本色情况，并对转变中的乡土中国所遭遇的分歧、茫然，进行了充斥着赤子情结的技术性和讲解。他书中的喧闹，藏着悲伤，繁华的身后，是一片孤寂，也许，牢固的事物都化为乌有以后，大家所面临的也只能是很大的沉默无言。《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文学作品创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一时代的鲜活真实写照。
『陆』 四世同堂文学评论
论《四世同堂》的文化忧思
董炳月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激首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缓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扰铅辩“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柒』 对当代长篇小说的想法
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及其问题
作者：王鸿生
思想者小传
王鸿生 50年代生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5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多次，出版有《交往者自白》、《态度的承诺》、《无神的庙宇》等著作。
今天，我要讲的是三个问题：一、汉语叙事文学的历史。因为我们要了解长篇小说的现状，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二、近25年来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的发展轨迹及其意义；三、关于创造“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若干问题。这里，首先要作个说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海外华人或少数民族用其他语种书写的长篇，未列入本次考察范围。
汉民族的叙事历程
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如果回到汉语文学的源头，并参照其它民族文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民族的叙事历程确实有其特殊性。
例如，与希伯莱、希腊、罗马、印度神话相比，中国上古神话资料少，不系统，人神不分且无主神。人家有唯一至上神，如耶和华、宙斯、大梵天，而我们则有“三皇”（伏羲、神农、燧人），“两帝”（炎、黄），“男女”（伏羲、女娲）或“兄妹”（盘古、女娲）等。近代以降，学人皆以此为诟病，为与《圣经》等比类，亦有学者硬将某神话人物证为创世主神，却忽略了，在一个以巫术为根底、以自然崇拜为归旨的原始多神教传统中，正如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主神。除了主神的缺席外，中国上古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谱系乱或形不成家族谱系，这样，神话人物之间就构不成故事关系。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再如，汉民族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史诗。世界上不少民族，包括中国的藏族、维吾尔族都有其史诗。史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的族徽”，但汉语文学在其起源阶段却没有佩戴这个族徽。但是，我们的史传却很发达，从《左传》、《史记》、《三国志》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最近又要大规模地重修《清史》，可见国人修史的热情一直非常高。这种史传传统，是汉民族历史叙事特别发达的原因。但其叙事观念和文体形态，与近现代长篇小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又如，与诗文词曲相比，现代汉语长篇小说应该说还非常年轻。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叫小说当然比较勉强，虽然它们的白描手段很精彩。研究小说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繁盛的标志是唐五代传奇的兴起。而传奇的兴盛，按古典小说专家王先霈先生所说，则与唐皇李氏父子有胡人血统、性观念比较开放有关。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无疑是在明清，但明清四大奇书除了《西游记》之外，《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都存在争议。写了书却不敢署真名，这足以说明庙堂、正统对其的拒斥，所谓“小说家言不入诗文正宗”。再说到“五四”，我们通常讲“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个人中，茅盾写了一部《子夜》，巴金有《家》、《春》、《秋》，老舍有《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而鲁迅则没有写过长篇，郭沫若、曹禺的文学成就更不在小说上。这也使晚近的研究者特别看重三、四十年代萧红、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长篇小说上的贡献。从建国到文革这“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创作量每年只有数部，其出版总量还不及现在的一年。如红色经典“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三里湾》、《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等风靡一时的作品，现在除了专业研究者，其人气已今不如昔了。
大致说来，“十七年”长篇写作这段文学实践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独特。在这一时期，集体伦理、劳动美学、英雄叙事成了最基本的文学追求。如何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不乏种种冲突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作家用现代汉语书写长篇小说，满打满算也还不到一百年。
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
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
新时期以来，汉语叙事文学经历了“小－中－大”这样一个发展轨迹。文革结束后，一开始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小说如《伤痕》、《班主任》、《我爱那一片绿叶》等，统统都是短篇小说；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阶段，比较活跃的文体则是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前期，长篇创作开始复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啊人》、《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曾轰动一时，但它们大多在文体上显得比较滞后，艺术水准也不是很高。’85文学新潮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棋王》、《绿化树》、《北方的河》、《红高粱》、《小鲍庄》、《爸爸爸》、《三寸金莲》、《橡皮人》、《你别无选择》等，几乎都是中篇小说。可以说，从长篇小说的复苏到勃兴，中间大概走了十年时间，我们记忆中的一大批著名长篇，像《在细雨中呼喊》、《白鹿原》、《丰乳肥臀》、《九月寓言》、《羊的门》、《无风之树》、《长恨歌》、《心灵史》、《务虚笔记》、《马桥词典》、《尘埃落定》等，都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由此可见，步出了文革的休克期，中国叙事小说是从短篇、中篇、长篇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而这一轨迹与几代作家自身的文体历练过程也大致相吻合。
有资料显示，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了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这就是说，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面世。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抢长篇，以致中短篇小说结集已很难出版。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会这么兴盛呢？我想有三个原因是不可回避的：第一，国家意志的倡导和文化政策的放宽。第二，图书的市场化使各种出版人介入了长篇小说的生产和发行。现在，除了单行本和作为长篇小说发表重镇的大型文学期刊，许多刊物还办了一年四季都有的长篇小说增刊或选刊，在文学类读物中，长篇小说忽然成了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产品；第三，应缘于民族和个人经验的特殊、复杂与漫长。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和裂变，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有时候，接触一些外国学者，他们非常羡慕我们，觉得中国经验实在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富矿。按照西方当代思想家齐泽克的说法：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表现为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而我们就同时具备了这双重经验。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我想，这应该是1993年以后长篇小说一下子繁荣的最为内在的原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长篇小说，释放了汉语大容量叙事的潜能，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及其可能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和思考，有以下意义特别值得人们去关注。
1、对历史的探索。一段时间以来，对民族或家族历史图像的重新描绘，已形成一个热潮。从古代、近代到民国，从皇帝、宰相、商贾、革命党人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新叙述。像《我的帝王生涯》、《张居正》、《白银谷》、《银城故事》、《人面桃花》、《笨花》、《花腔》、《圣天门口》、《生死疲劳》、《抒情年华》、《生逢1966》等都在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书写上作出了新的探索。这意味着，作家们在探索了历史图像的同时也探索了意义世界的图像。
2、一些被压抑的声音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对个人无意识、性、身体等隐秘领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是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糖》、《我和你》、《后悔录》等，把女性或男性的成长史与其非常内在的性意识、性遭遇方面的困境结合在一起，作了相当具体的呈现。这些过去被极端边缘化的声音，已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可公开谈论的东西。
3、文化宽容和“我”的复活。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个性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传统很快就式微并被迫中断了。可以说，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遮蔽、阉割，“我”的细微的内在经验被民族的、国家的、革命的大叙事所覆盖，真实的个人常处于匿名状态。而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已完全倒转过来，当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4、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心是权力恐惧。这一权力恐惧的历史是如此漫长，像《羊的门》、《檀香刑》这样一些长篇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关注，就因为它们尖锐地触到了权力的深处。
5、对长篇小说叙述范式的探索有了很大进展。仅以乡土叙事为例，从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到《古船》、《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现当代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不同想象已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叙述范式。但这些书写传统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像近几年出现的《受活》、《秦腔》又提供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等新范式。
6、母语书写的广阔能量得到了释放。现代汉语的历史非常短，用它来写长篇小说的历史就更短，其叙事潜力究竟怎么样，必须在长篇写作的实践中受到检验。事实证明，现代汉语有丰沛而深厚的质地，它的艺术表现力是无限的。五四时期曾有激进主义者号召废除汉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就落后在汉字上面。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幼稚可笑的想法。说来很奇怪，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读卡夫卡或普鲁斯特，觉得他们的小说写得那么好，但我们读的不正是汉语译本吗？因此，激活和释放母语的力量，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中国作家的抱负。
“伟大的中国小说”何以可能
当整体性的世界图像裂解了之后，经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能不能成立？也许，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学就越是要与这样一种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并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和危机。比如，现在有个新概念叫“小长篇”，其篇幅大约在12万字左右，非常适合快餐式阅读，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写“小长篇”的热情似乎特别高。当然，注水式的拉长或动漫式的简化，都会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造成伤害。再比如，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题材越来越狭窄、单一，经验越来越同类化、平面化，以致人们感到读一部就相当于读了十部。这说明，一种新的压抑机制正在形成，像农民工这样一个极为庞大的底层群体的存在，几乎还没有在长篇小说中得到真正的书写，他们的身影只是偶尔在灯红酒绿的街市上掠过。值得关切的是，这些年我们已生产出那么多部长篇小说，但能够流传的人物形象却极少，可见当代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正急剧退化。
自美国华人作家哈金近年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话题后，《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和一些网站都连续组织了专栏讨论，也有作家、批评家提出并阐述了“捍卫长篇小说尊严”的主张。那么，到底什么叫长篇小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长篇小说？汉语长篇的可能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一部长篇小说是好的或杰出的，其参照标准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但这里只想就目前长篇创作的症状、困境及主要缺失谈点个人看法。我的思路集中于两个词：世界、语言。
『捌』 应怎样评价中国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
时光悠悠，站在2000年的门槛上回首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长篇小说无疑是其中的一道特别绚丽的风景。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不但呈现出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化创作角度，而且确实出现了一批艺术思想含量颇高的佳作。虽然九十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承载了八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却突破了像《新星》《古船》《活动变形人》《金牧场》等八十年代长篇佳作的“问题”视角，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角度、叙述方式与手段都显得丰富多彩，探索性的长篇创作也锋芒毕露。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我一直漫游在长篇小说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奇花异草让我沉醉，也让我领悟到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再回首时，我便以“一瞥”的形式写下我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观感。也许它是偏颇的，但却是我个人性的体验与感受。
宗教题材写作：由于汉语思想界对上帝隔膜已久，又缺乏对宗教的体验与信仰。故宗教性的小说创作在中国一直阙如。直到张承志的《心灵史》的出现才填补了一个空白。事实上张承志的《大坂》《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甚至《西省暗杀考》，都是具有宗教情绪的优秀之作。而《心灵史》更是历史、宗教、文学的互相融合，它朴素、雄浑、磅溥、激情澎湃，以巨大的震撼让人敞开心灵，倾听从俗界平庸的人生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这是为信仰牺牲和受难的声音，是追求理想和人道、能抵达终极海岸的声音。另外北村的《施洗的河》以“沉沦与救赎”的主题呼唤信仰与宗教的降临。渴望聆听神的声音。宗教性的写作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另类，也许宗教离我们还很远，很远。
现实问题写作：这是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写作中最庞大的一群，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系列三部，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王跃文的《国画》、张平的《十面埋伏》、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北方城郭》等，虽然这些现实问题的写作对现实生活、切入的角度较以前多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写改革，而是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由于其题材的局限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此类小说往往高扬主旋律的创作大旗，描写现实的表面，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流于肤浅。现实主义创作在根本上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写作，而不是美化现实。纵观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还缺少直面社会底层的优秀创作。
历史传奇写作：在这个领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冯昭的《世纪之门》、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等。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对历史的书写走出了专写起义农民的模式，唐浩明、二月河等一批作者大胆地将笔触伸进帝王将相的天地。这并不是一般的写作对象的转移，它在深层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中奴隶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而刘斯奋则更突破了“寻找历史创造者”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了文人——历史思考者，《白门柳》的深入开掘，使作品成为中国文人心灵史的浮雕。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是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突破。它把笔触深入到英雄的灵魂深处，通过对英雄人性的复杂描写，体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审父”意识。
文化、寻根写作：寻根文学在八十年中期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进入九十年代，文化、寻根的长篇写作方兴未艾，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张炜的《九月寓言》、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故乡面与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
由于“马桥之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因为“马桥之争”，评论家及读者过多关注论争官司的结果，而忽略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与艺术创新。《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联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像力。可以说《马桥词典》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可能性。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重现历史的雄心，想像出了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和故事召回白鹿原上已逝的时光。贾平凹的《土门》脱离了作者一贯的对都市的隔膜、排斥和对乡村的赞美、向往的情结，而对城市腐朽生存方式和乡村保守心态进行理智的双重批判。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在文化寻根题材上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也可以说是成就最突出的。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写作方式及其广阔无边的丰富内蕴。
女性主义写作：八十年代女作家的写作是以男人视角，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从小说的内容上根本看不出女性独有的特点。但到了九十年代，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一批女作家向男性文化和男性叙事模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诞生了一批精致的女性主义文本如《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林白）、《私人生活》（陈染）、《羽蛇》（徐小斌）等，女性作家们以其枝繁叶茂的语言，用一种打破男性单一线形逻辑的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一些特殊的表意代码，诸如有关女性的自慰、自恋、镜中之像、飞翔……等等也都在文本中凸显，显现出女性生命和话语的勃勃生机。可以说，女性主义创作是九十年代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探索性写作：“探索性写作是一个歧义较多的词，从某种角度上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属此类。本文论述的探索小说是曾维浩的《弑父》、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童王一的《返祖》、东西的《耳光响亮》。《弑父》虚构了一个虚幻的故事，我们无法把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的系数，无法调动我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阅读中去体验作品的思想内涵。我们很难用习惯的标准去判断它的对错、是非、正谬，平素正常的思维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时时受到了作者不言而喻的阴击。《日光流年》的写作采用了时光倒流的新颖手法，使读者在阅读时体会到了作者创作手法的变化和独具的匠心，让人看到作为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在小说观念的审美和层面，显得别开生面。东西的《耳光响亮》其实是本土化的“嬉皮士小说”，由于写作手法简洁明快，使得青春和生活的气息朴面而来，让人回味再三。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匆匆一瞥，必有遗珠之憾。尤其是以六种粗陋简单的写作形式来划分丰富多彩的创作内容，无疑是一种冒险之旅。但在“冒险之旅“中却蕴含了阅读者的亲身体验与感受，或许也自有其价值吧。
『玖』 《镜花缘》有怎样的文学历史评价
《镜花缘》清代百回长篇小说，是一部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同辉璀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烂的天轮彩图。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 女儿国 "，"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 君子国 "，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橘御芹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拆斗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 两面国 "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镜花缘》是李汝珍花了10年心血才完成的，圆毕是她晚年的作品,原拟写200回，结果只完成100回。前 50回写秀才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各国及唐小山寻父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在严冬乘醉下诏要百花齐放，当时百花仙子不在洞府，众花神不敢违抗诏令，只得按期开放。因此，百花仙子同99位花神被罚，贬到人世间。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仕途不利，产生隐遁之志，抛妻别子跟随妻兄林之洋到海外经商游览。他们路经几十个国家，见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 野草仙花、 野岛怪兽，并且结识了由花仙转世的十几名德才兼备、美貌妙龄的女子。唐小山跟着林之洋寻父，直到小蓬莱山。遵父命改名唐闺臣，上船回国应考。 后50回着重表现众女子的才华。武则天开科考试，录取 100名才女。她们多次举行庆贺宴会，并表演了书、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各种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提壶种种面戏之类，尽欢而散。唐闺臣二次去小蓬莱寻父未返。最后则写到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起兵讨武，在仙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武氏军队设下的酒色财气四大迷魂阵，从而中宗继位。 小说内容庞杂，涉猎的知识面广阔。作品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作者颂扬才女的智慧才干。象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小小年纪竟把天朝大贤、满腹才学的多九公问得"□如雨下"，"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如骆宾王神箭射虎的本领，远远超过男猎户；颜紫绡女中剑侠，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枝兰音、林婉如精通音韵，米兰芬俨然是位数学家。另外像宫娥上官婉儿"学问非凡"，"才情敏捷"，"胸罗锦绣，口吐珠玑"，作诗又快又好，朝臣无不拜服。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拾』 一篇《寒夜》的文学评论 3000字以上
巴金于一九四六年底写的长篇小说《寒夜》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就是社会的偏见完全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人们.书中谈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汪文宣和树生夫妻二人及其与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婆婆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汪文宣的母亲所抱着的种种社会偏见,使本来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妻却变成了不是和睦相处.在文宣的母亲中,是自私、偏见集于一身.与其说是爱儿子实际上则是坑了儿子.本来文与树生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但由于母亲对树生所带有的各种偏见,就使得这对夫妻不断出现裂痕.作为树生来说,其思想是可想而知的.在树生的思想中,她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华民国时代,而不是清朝那种女人缠小脚的时代了.因此,对于婆婆的一些所作所为总是看不惯.在看不惯的时候二人总是争吵.而文宣正是在这种夹缝中生活着的,并且是在苦苦地挣扎着.在《寒夜》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宣在这种环境下别说谈不上他的事业成功,而且他的身体、心灵都受到了严重创伤.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所得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实际上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环境造成的.这种环境不仅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创伤,而且还摧残着他的身体.例如我们在书中就看到了,当他得了病的时候,母亲当然处于一种关心,照顾着他.侧树生照顾他的时候,本来对于文宣来说,是感到了一种妻子体贴的温暖.但是,由于母亲对树生的偏见,反而还指责树生是“多管闲事”.对于树生来说,当然不会对婆婆屈服,因此,二人便吵得不可开交.就使在病中的文宣似乎是处在她们二人的夹缝中间,两边都要说好话.这样一来,更加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而精神负担的加重同时又加重了病情.对于文宣来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我们评论销游《寒夜》这部长篇小说时,再将其与他写的《激流三部曲》一比较,可悄宽以说二者有着十分相似的方面.在《激流三部曲》中,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就是一副精神枷锁束缚着人们,在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激流冲击下,还十分亏运销顽固.有些人冲破了精神枷锁的束缚,如觉民、觉慧、淑英、淑华等人.有些人明明知道旧的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知道自己完全是被旧思想、旧文化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但就是不敢冲破,如觉新.有的人还把旧思想、旧文化的精神枷锁看成是对自己有好处,明明是受害,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受害,最后成为了旧思想、旧文化的牺牲品,如枚少爷等人.因此,在《激流三部曲》中我们从枚少爷身上看出了这就是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想上所产生的一种劣根性文化.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正是把人们的思维向这个方面引导.同《激流三部曲》一样,《寒夜》这部长篇小说中文宣这样的人物同觉新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同枚少爷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激流三部曲》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左右的中国社会状况,人们对此还能够理解,那么我们却可以说,《寒夜》这部长篇小说中文宣的行为却使人们无法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清朝已被推翻了三十多年,即已经进入到了民国三十三年.如果说《激流三部曲》中的觉新、枚少爷等人是在家庭的压力下,无法同外界接触,或者是不得不接受旧的思想,或者说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旧的思想,而成为旧思想、旧文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那么,文宣这样的人受过了新的教育还仍然摆脱不了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使人们感到似乎不可理解.同样,巴金也是把人们向这个方面引导,说到底,就是有着一种反传统的思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还要认识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偏见.而社会的偏见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所造成的.文宣的母亲正是社会偏见的典型人物,如对树生的行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不仅破坏了家庭,而且还摧残着文宣的生命,直至文宣最后咽气.实际上文宣的死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被社会偏见这把软刀子杀害的.当我们读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后,使我们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早已不是清朝那样的社会了.但是要从思想上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文宣的母亲就是一个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文宣虽然受到了思想的影响,而且所受的教育也是新的教育,但旧思想的偏见又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他,使他难以从旧思想中解脱出来,不仅他的事业不能成功,而且还成为了社会偏见的牺牲品.巴金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激流三部曲》相比,虽然没有那么使人激动,如在读《激流三部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书中的一些情节,而产生喜、怒、哀、乐等,而《寒夜》中的故事情节似乎使我们感到很平淡.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讲,却比《激流三部曲》更有着代表性.因为使我们看到了旧的思想、旧的文化并不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立即就消失的,而是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巴金也这样引导人们,那种劣根性文化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被克服掉.这里我们特别要说明的就是,同《激流三部曲》一样,都表现出了一种反传统的思想,这也是同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就是传统的思想有优点,也有缺点.当你看到了它的不合理性,又拿不出一种新的思想取代它时,还是以渐进的方式改革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