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劉禾小說

『壹』 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論述《吶喊》《彷徨》的現代性特徵

如果我們可以消解人為的抑或意識形態強加於魯迅頭上的神聖光環，或者祛除不分青紅皂白的有意遮蔽與誣蔑，換句話說，如果（即使）能夠中和魯迅身上近乎兩極分化式的酷評，如"最受誣蔑的人" 和"最勇猛堅決、正確偉大"等對魯迅的形塑 的諸如此類的極端話語，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毫無疑問，魯迅依舊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鮮活、觸目驚心與備受爭議的靈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會在21世紀發揮他應有的不容忽視又個性十足的獨特歷史功用。

魯迅研究成為一門聲名顯赫、研究資料近乎汗牛充棟的"魯學" 無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魯迅的無盡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的魯迅其小說集也不過三卷：《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共33篇。耐人尋味的是，魯迅如何實現了從傳統小說到現代小說以及他小說自身內部的兩次"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過小說敘事模式的嬗變來呈現他對"現代性"的獨特認知與迎拒姿態？

某種程度上，敘事方式的更新和遞進是小說演變的靈魂。如人所言，"對新小說來說，最艱難、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體意識，也不是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而是敘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敘事模式"是一個眾說紛紜、流動不羈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從敘述人營構、敘事的策略等總和所提煉出的不同範式（paradigm）。如人所論，"敘事方式是一組手段和語言方法，它們創造一個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敘事作品中所謂的敘述者"。

在我看來，魯迅小說的敘事模式基本上經歷了可謂兩次大的嬗變。一次是，如果將魯迅從整體上置入"文學革命"的滾滾大潮中進行外部動態觀照，他挾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威引領風騷，推動了中國小說敘事從傳統漸次步入現代的轉變，主要是《吶喊》、《彷徨》為代表；另一次則發生在其小說內部，魯迅以其《故事新編》部分實現了他更新小說敘事、創設小說類型的企圖，盡管這背後可能掩蓋了我們不得而知的更大的敘事創新與文體學野心。

比較而言，有關第一次轉變的研究往往聲勢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幾乎所有專論魯迅小說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論及了《吶喊》《彷徨》的敘述創新及其轉折意義；而第二次轉變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盡管自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爭議不斷，但真正能將它置於魯迅小說內部發展規律的平台上剖析，並指出其轉捩與創新意義的研究極其罕見。 為此筆者的重點將適當向第二次轉變傾斜，同時以巴赫金的小說性理論進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論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說性"理論的層面與可適用性；2魯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3狂歡：在意圖與實踐之間。主要探究《故事新編》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吶喊》、《彷徨》的敘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靈敏地指出，"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連對帶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無偏見的夏志清也認為，"短篇小說一開始卻是非常成功的。給這一類型文學奠下基礎的是魯迅。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

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也強調了魯迅的現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魯迅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擴大了新文學的陣地，同時由於這些小說內容的深刻，表現的新穎……為新文學奠定了基礎。"

不難看出，魯迅作為現代中國小說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認的，同樣，他在小說敘事模式的轉換中也擔當了類似角色。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是如何實現的？

在巴赫金那裡，"小說性"和轉型期緊密相連 的，而現代中國小說的誕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說性的內在特徵：雜語性、兼容並蓄等。清末民初轉型期的新小說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說卻是從其它文學形式獲得不少靈感。笑話、軼聞、答問、游記、書信、日記、敘事詩、見聞錄等傳統詩文形式的滲入小說，都曾對新小說敘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過來，恰恰是因為此特質，小說也被推上了歷史潮流的浪頭，為人矚目。王一川指出，"中國人的新型現代性體驗是與新的生活語匯如全球化世界概念、來自西方的科技話語和現代器物名稱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說由於能以散文體方式敘事、抒情和議論，還可以把詩體等其他文類兼容於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為容納現代生活新語匯的合適形式。因此，小說在表現新型現代性體驗方面交上了好運，成為現代文學的主導或中心性文類。"

魯迅的《吶喊》《彷徨》同樣也體現出其豐富的現代性，甚至是先鋒性。從整體上看來，他除了延續舊有的體式-情節小說以外，還開拓出"以寫實性生活片斷為結構主體的片斷小說"、"以刻畫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運線索為結構主體的心理小說"和"以特定的氛圍渲染和情感、意蘊表達為結構主體的意緒小說" 等等。

"小說性"顛覆和解構的一面在魯迅的《吶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現，比如《狂人日記》。無論是反思國民性、痛陳封建禮義說教的罪惡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氣勢，或意義深遠綿長，在在令人省察。劉禾指出，"狂人日記卻著重於中國歷史的象徵性病理診斷--暗含著西方規范的參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個體心靈的字面解釋" ，這無疑從內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現代性的一面。王潤華也在他的〈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中縷述了果戈理《瘋人日記》、迦爾遜《紅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對《狂人日記》的敘事、內容、意義等的宏觀的細微影響。

但需要明了的是，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態度和趨勢，這當然也是後現代性得以發展的理由和空間之一。從此角度講，魯迅小說的現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種獨特的聲音與反抗姿態，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魯迅式的現代性"。顯然，它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指向和源泉：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熟諳和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的獨到品位及引領式論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許多時人對西方現代性的毫無保留擁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幾分少見的本土式的冷靜與成熟。李歐梵在他著名的《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探尋魯迅的現代性的手法就是通過尋根傳統卻避開西方來展開。

魯迅的通過譯介和閱讀外國小說以及留學日本的體驗有使他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堅持"拿來主義"的博大胸懷。同時，"也正是文學傳統中的核心層次的那些要素，才決定著新文學在發憤精神、史傳意識、抒情風貌、意境美感、白話文體等諸多方面同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著深刻的歷史聯系，呈現了文學歷史連續性的許多有聲有色、誘人追尋的生動具體的形態。"

如果通讀魯迅這兩部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魯迅的小說主題的現代性表達似乎背離了現代性的原初語境，而更多呈現出對鄉土中國的深沉又細密的關懷與纏繞，如《阿Q正傳》、《故鄉》、《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無疑問，魯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國現代性意義最典型的表達……也許更重要的在於，魯迅表達了一種鄉土中國的記憶，這些記憶從中國現代性變革的歷史空檔浮現出來，它們表現了與現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魯迅在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種遠為復雜的關於鄉土中國的命運--那些始終在歷史進步和歷史變革之外的人群的命運。" 如果非要給這種逸出與背離以現代性的名義的話，那它應該是"魯迅式的現代性"。

『貳』 蕭紅《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的文學批評分別可以從哪些分析方法入手去寫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個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並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文革結束前後），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後期創作滯後於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並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後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尋求新的突破口。

一、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

蕭紅個人的復雜身世和傳奇經歷在新時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廣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時間許多研究者致力於蕭紅生平經歷的考證，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並且還陸續有許多蕭紅傳記問世。如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龍夫的《火燒雲——蕭紅小傳》（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蕭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孫延林和姜瑩編的《懷念你——蕭紅》（ 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鐵峰的《蕭紅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這些對於我們更好地進入蕭紅的文學世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關於蕭紅身世和經歷中有所爭議的問題在此得到解決，如1980年蕭軍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問世，其中談到「疑心以致確定他（張秀珂）現在的父親張選三並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父親」，由此引發了蕭紅「生女說」和「養女說」的身世之辯。後經調查，得出蕭紅為張選三親生女的結論。2004年3月孫茂山主編的蕭紅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蕭紅身世考》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生女說」、「養女說」之爭畫上了句號。
對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謎團的澄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作家和進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上過多地糾纏，花費過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當。而且在一些問題上由於當事人的健在，眾說紛紜，也會使許多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復雜了，這些都應當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二、對蕭紅作品的研究

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們目光的還是蕭紅以「細致的觀察力和越軌的筆致」寫出來的那一部部表現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魯迅語）的作品。由於魯迅和胡風兩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場》一出來，就讓上海文壇接受了它，也使蕭紅一夜成名。並且這篇序言和讀後記從一開始就給《生死場》樹立了一個權威評價，影響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場》定性為「抗日文學」，但新時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從新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了其中被忽略的內涵，提出了不同意見。如邢富君、陸文採的《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指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是以農民對命運的掙扎為主題的。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用一個單一的先行主題來解釋《生死場》，而應該從作家對生與死的人類命運的思考出發，許多不能解釋或解釋牽強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國家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時，以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為例，從生產層面與接受層面上指出了「蕭紅在小說的空間里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為我們研究蕭紅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羅的《〈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0期）認為，《生死場》主要不在於寫抗戰，其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戰毫無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民的生、老、病、死，這體現了蕭紅最深徹的人生感觸。
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評論都試圖擺脫蕭紅研究中舊有權威的框架，並力圖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這是可喜的現象。蕭紅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聲震天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裹挾，加上蕭紅本身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里寫抗日是理所當然的。但由於個人的經歷和學養，使她無法深入直接地描寫抗日，所以才會在她的文本中呈現出對農民底層生活的大量描寫，而對抗日主題描寫不多。可以說蕭紅的《生死場》在當時是無意識地打了一個擦邊球，由於時代關系，把它定性為「抗日文學」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的研究就應該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題意義、思想內容等還原出來。
蕭紅自《生死場》之後的所有創作都與時代要求顯得很隔膜，1940年蕭紅創作完成長篇《呼蘭河傳》。「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性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2〕。對當時的蕭紅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界的責難。20世紀40年代影響最大的評論文章無疑是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3〕。這與魯迅先生的「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一樣成為評論蕭紅作品的名句。但是藝術上的有限肯定之後,茅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家和權威評論家，對蕭紅這樣一個以《生死場》崛起文壇的作家卻「在1940年前後這樣的大時代」，懷著「苦悶而寂寞」的情緒，「回憶這寂寞的小城」，認為「多少有點不可解」。因為在蕭紅的這部小說里「看不到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蘭河傳》。在當時的語境中，茅盾的這一評價與其說是贊揚，不如說是否定，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以後幾十年評論界對《呼蘭河傳》的低調處理。

新時期以來，隨著蕭紅研究熱潮的掀起，蕭紅後期的作品也備受矚目，並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產生了爭議。鐵峰在《蕭紅的文學之路》中認為：「《呼蘭河傳》的最大缺點，就是由於作者在抗戰時期創作思想出現偏差，否定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把揭露批判的筆觸『對著人類的愚昧』，從而過分誇大了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沒有寫出一個積極的人物，也沒反映出時代的根本特點，更沒表現出抗戰時期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義。」〔4〕但是大多數學者對蕭紅後期創作思想則持肯定態度。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認為《呼蘭河傳》是《生死場》之後對生活的認識和理想的深化，她較早地指出了《呼蘭河傳》深刻的思想性，認為其並非思想創作上的退步。皇甫曉濤在《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認為，《呼蘭河傳》與時代審美要求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同時也為「國民性」主題的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因而是蕭紅「走向成熟的標志」。此外，劉乃翹和王雅茹在《蕭紅評傳》（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中認為：從蕭紅「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作家是屬於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主張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也看出了蕭紅創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創作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在國民抗戰意識的鼓動、激發和歌頌上，更將視角深入到國民覺醒並抗爭的根本——國民性上，這一點同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是相通的。
蕭紅後期的長篇《馬伯樂》一直無人問津，研究甚少，一般認為《馬伯樂》是一部失敗之作，主人公馬伯樂更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逃跑主義者。不過李重華在《也評馬伯樂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中卻為之辯駁，認為馬伯樂是一個復雜的新人形象，他有著進步的傾向，此觀點較為新穎。秦林芳《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馬伯樂》是蕭紅師承了魯迅的文學觀，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態」的高度來選擇並表現題材的，是「改造病態思想」的繼續。另外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寫的是在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