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賣煙葉

Ⅰ 趙樹理小說藝術特點

首先，趙樹理小說取材民族化、大眾化。

趙樹理的大眾化作品，有兩大特點，一是「雅俗共賞」，二是「懂」與「動」。「雅俗共賞」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歡讀，作品有市場。中國現代的知識層都喜歡讀趙樹理的作品，讀後不覺「土」不感「俗」，寫出了感動肺腑的讀後感和評論文章。而廣大農民看了、聽了，不僅覺得不「洋」、不「玄」，卻感到親切，說他講的就是咱們身邊的事兒。「懂」與「動」，簡單地說，就是趙樹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讀懂，不識字的人能聽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聽越想聽，直至看完、聽完還回味無窮，還想再看再聽。「動」也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看了受感動，作品的思想、人物、語言打動了讀者；第二層是感動後要行動，行動起來學習書中人。

其次、趙樹理小說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二、戀愛婚姻習俗。趙樹理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

三、民間文藝表現手法的運用。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最後，趙樹理小說語言無處不在的打上了地方語言特色，雅俗共賞。

趙樹理於1906年9月24日生於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他的一生在晉城在沁水的活動也很多。正因為趙樹理生長在農村，其生活習俗其語言無不打上農村的烙印。比如《小二黑結婚》，人們都知道那是趙樹理在太行區左權縣一個村子搞調查發現了民兵小隊長岳冬至和女青年智英祥的故事，在這個故事基礎上寫出的。

Ⅱ 趙樹理作品與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的異同（結合作品）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http://gz.eywe.com/Philology/29%A1%B6%D6%D0%B9%FA%B5%B1%B4%FA%CE%C4%D1%A7%CA%B7%A1%B7%BA%E9%D7%D3%B3%CF%20%D6%F8/009.htm

Ⅲ 急求：找出29部長篇小說，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敵野乘烈風， 李艷苦苦銅。 保林上青山， 小六創三紅。 謝謝

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1949）、《暴風驟雨》（1949）

[互助組、合作社] 《村歌》（1950）、《不能走那條路》（1953）

《三里灣》（1955）、《創業史》（1959）、《艷陽天》（1964）

《金沙洲》（1959）、《風雷》（1964）、《山鄉巨變》（1958）

《鍛煉鍛煉》（1958）、《狠透鐵》（1958）

[1958年人民公社] 《太陽剛剛出山》（1959）、《我們的第一個上級》（1959）

《李雙雙小傳》（1959）、《新結識的夥伴》（1958）

[60年代農村生活] 《套不住的手》（1960）、《實幹家潘永福》（1961）

《沙灘上》（1961）、《「老堅決」外傳》（1962）

《賣煙葉》（1964）、浩然《艷陽天》（1964）

Ⅳ 對趙樹理的評價

對趙樹理的評價：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評論家周揚評）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厚，真實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有一種新鮮活潑、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大眾化風格，形成一個俗稱「山葯蛋派」的文學流派。
趙樹理全身心投入到為農民寫作之中，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聖手」。不論是在硝煙彌漫的四十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五六十年代，趙樹理的小說創作，都真實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他既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又經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禮；他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閱讀水平和審美情趣。趙樹理在表現農民的願望和心聲的同時，也深入地表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中國作家網評）

人物簡介：

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葯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范，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後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葯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
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
短篇小說：《登記》、《孟祥英翻身》、《鍛煉鍛煉》、《小二黑結婚》、《傳家寶》、《鐵牛的復職》、《地板》、《福貴》、《田寡婦看瓜》、《套不住的手》、《實幹家潘永福》。
另寫有評書、鼓詞、劇本、評論等。他的創作已結集為《趙樹理文集》和《趙樹理文集續編》出版。

寫作風格：

趙樹理（右）與魯藝文學系主任陳荒煤在一起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葯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這個流派還包括馮志勤、西虎、威樹、林依晨、趙少康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葯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篇小說）、《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長篇小說）、《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趙樹理「山葯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於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材，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
趙樹理在《三里灣》第二節里，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里，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復雜的關系，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里「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裡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里。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於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持，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趙樹理的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庄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綉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里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三里灣 趙樹理，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里「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