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的第一篇長篇小說

㈠ 福樓拜簡介

福樓拜（1821一1880）出生於一個醫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義風靡法國時度過。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給他的創作定音的，卻是十九世紀中葉在法國開始流行的實證科學。他把小說看作「生活的科學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學家對待大自然那樣，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描繪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樓拜看來，「美就意味著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喪失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②因此，他賦予觀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義。認為「透徹地理解現實，通過典型化的手段忠實地反映現實」，③是小說家應當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這一觀點決定了他在創作上與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揚鑣，而成為巴爾扎克和斯丹達爾的後繼者。過福樓拜在藝術上並未完全步他人的後塵，他另闢蹊徑，立志創新，終於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豐富和發展了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
福樓拜的最大建樹，是從作品中刪去了自我，創造了所謂「純客觀」的藝術。 和巴爾扎克、斯丹達爾一樣，福樓拜也將文學作品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①也力圖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時代。但前期兩位作家是在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中脫穎而出的，他們的「鏡子」難免會染上浪漫主義的色彩。巴爾扎克和斯丹達爾充滿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現。他們介入主人公的生活，與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時時刻刻在剖析他（她）們的心理，評判他（她）們的言行，巴爾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讀者談心。福樓拜卻要求「鏡子」排除一切主觀抒情成分，對事物作出完全客觀的、科學的反映。他認為「作者的想像，即使讓讀者模模糊糊地猜測到，都是不允許的。」文學作品的「一行一頁，一字一句都不應當有一丁點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痕跡。」②盡管福樓拜天性熱情，十分看重人格、正義、友誼，常因見到卑鄙、欺詐的行為而義憤填膺，可是他嚴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說在作品中插入議論。「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戲演員那樣小心翼翼地遮掩著自己手中的提線，盡可能不讓觀眾覺察出他的聲音。」①從來文學作品中，還不曾見過作者的意圖隱藏得如福樓拜這樣深的。不能說福樓拜這種藝術方法比他的前輩低劣或高明，但畢竟是對現實主義藝術的一種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壇引起強烈的反響。聖勃夫從中看出了「新的文學的標志」，②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③，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認為這部「完美無缺的小說」出書以後，「在文壇上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這些說法有無誇張的成分，總之證明了福樓拜這一新嘗試的成功。普列漢諾夫曾肯定「客觀性是福樓拜的創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為這種客觀的態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具有了『文獻』的價值」⑤。
福樓拜所創立的這種「客觀性藝術」，後來被左拉、龔古爾兄弟等自然主義作家向「純科學」的方向發展了，因而法國文學史上一般把福樓拜看作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承上啟下的人物。法國當代某些評論家甚至因他那種冷漠、客觀的藝術風格而稱他為現代小說藝術的前驅。
雖然福樓拜和許多偉大作家一樣，不承認自己屬於任何流派，而且對人們封給他的「現實主義」①或「自然主義」稱號感到惱火，但根據我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根據福樓拜作品的時代感、真實感及其對社會現實隱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們仍有足夠的理由把他列為繼巴爾扎克、斯丹達爾之後出現的十九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三位傑出代表。
正如斯丹達爾將他的《紅與黑》題為「一八三○年紀事」，巴爾扎克將《人間喜劇》的大部分作品題為「風俗研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個醒目的副標題：「外省風俗」。
《包法利夫人》從一八五一年開始寫作，一八五七年問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國時期的畫面。如果說斯丹達爾的《紅與黑》真實地描繪了法國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氛，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深刻地反映了法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在社會生活中引起的巨大變化，那麼福樓拜所刻畫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取得全面勝利後的法國社會風貌。也許不能說福樓拜從宏觀上把握住了整個時代，但他無疑抓住了當代社會的主要特徵：法國資產階級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過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暴也已平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平庸的時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在生活中奮力拚搏的鬥士，彷彿都一齊銷聲匿跡，而今活動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資產階級的庸夫俗子，浪漫主義激情已成過去，現存的只是鄙陋、可厭的實際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東西跟著一去不復返，如今該唱唱別的歌了。」①一個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認為，從資產者的日常生活中擷取題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他們的作品不能不求助於杜撰的故事和離奇的情節，福樓拜卻認為文學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於作者怎樣敘述、描寫和處理。他以資產階級的庸夫俗子作為藝術描寫的對象，以對資產者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為他創作的基本主題。《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義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現實生活的矛盾。
福樓拜自己思想上，同樣存在理想與現實的深刻矛盾。他畢生都在批判浪漫主義的影響，恰恰反映了他對現實的厭惡和絕望，他不屑於與庸俗的資產者為伍，一直與社會格格不入。他認為一切向上的掙扎均屬徒勞，所以對一切慾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態度。他曾告訴他的女友：「我所欣賞的觀念，就是絕對的虛無。」④這一觀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調。的確，他除了對美的追求外，幾乎放棄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對愛情的追求）。福樓拜將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鑄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讓讀者從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領悟到的生活的真象。無怪乎他會意味深長地對朋友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風波足以證明：功力深厚的藝術家，完全可以通過自己所選擇的富有特徵意義的細節及事件的組合，來達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懷。福樓拜認為，「批評、指責和教訓，都不屬於文學范疇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實地去觀察生活的實質，並盡最大努力去描繪它。」②「如果從作品裡流露出什麼有教育意義的結論，則應是不經過作者的意圖，而是由那些最恰當的事實描寫自然表現出來的。」③從表面上看，小說的作者對他所描繪的一切都不置一詞，而事實上每一個細節都滲透著他對客觀事物的分析和判斷，只是他不願明言而已。他讓事實本身說話，讓讀者自己從中得出結論。以本書第二部第八章為例，這段關於「農業評比會」的描寫，作者始終未發一句議論，卻繪成了一幅絕妙的諷刺畫：人們熙來攘往，張燈結綵，又敲鼓，又鳴槍，一派庄嚴隆重的節日景象；店家忙著招攬生意；教堂的雜役趁機撈外快；葯劑師先生竄上跳下，到處指手劃腳；魯道爾夫全副精神用來誘惑醫生太太；州行政委員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講，冠冕堂皇的高調，恰和魯道爾夫矯揉造作的綿綿情話組成喜劇性的二重唱；人群里發出種種聲響，牛鳴、羊咩亂成一片，難得有幾句演說辭傳進聽眾的耳朵。雖說那位官員在演說中把農民捧上了天，評比會上受表彰的勞動者卻並不見得有多幸福，也並不見得比得獎的牲畜更受感動。一位老農婦，在田莊服務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銀質獎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干蘋果還多。一身破爛衣服，袖筒里伸出兩只長手。谷倉的塵土、洗衣服的鹼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發硬，結上了一層厚皮盡管剛剛用清水洗過，仍然顯很臟。這雙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攏的手，就是她半個世紀辛勞的見證，那枚獎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對她的全部酬勞。她還是第一次看見自己在這樣大的一群人當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爺和參事先生的十字勛章，她心裡害怕，一動不動地站著，不知道該往前走，還是該逃掉，……最後，她木然地接過獎章，仔細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噥著要把這送給教堂堂長。……會議結束群眾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來的地位，繼續按舊習慣行事：主子繼續虐待僱工，僱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們坐下來大吃大喝。兩天以後，鄂梅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報道展覽會的盛況，捎帶提到自己的大名。……這段描寫，多麼樸素，多麼真實，卻又包含著多少無言的辛酸，多少無言的諷刺與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動聲色的平鋪直敘，卻又那麼繪聲繪色，充滿動感。眾多的人物，喧囂混亂的場面，象交響樂般有層次有對比地交織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嘆服作家的藝術功力。
應當承認，福樓拜的觀察力和巴爾扎克、斯丹達爾同樣敏銳，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剖析和他們同樣精細，他和他們一樣不滿足於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圖深入到對象的「精神和心靈深處」，理解其「深藏的慾望」，探究其「行為的復雜動機」，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質」③。但在福樓拜看來，上述這一切固然對文學創作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比起「文體」與「結構」卻只佔次要的地位。「離開文體無作品」④，這句話充分體現了福樓拜對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認為福樓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傾向。其實他所說的文體美並不是與內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樓拜不能想像作品的內容可以脫離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顧內容單獨存在。他認為藝術家的天職就是為他所要表達的內容尋求最好的藝術外殼。他曾這樣教導莫泊桑：「某一現象，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表達，只能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只能用一個形容詞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個動詞使它生動起來，作家的責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尋求這惟一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①
福樓拜厭惡誇張和形容詞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裝腔作勢、矯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確、簡練、朴實無華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簡單、平實，細細領會才知韻味無窮。莫泊桑把他的藝術評為「絢爛之極歸於平淡」②，可說是評得恰到好處。
福樓拜不僅要求文章結構嚴密，用詞准確，還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詩一樣具有節奏和韻律的美：「如果文句讀起來能適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說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聲朗誦，這文句才是好的。」

福樓拜是法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體家，他的文筆清澈流暢，簡潔而不幹癟，質朴而又鮮明、生動，被公認為法語的典範。福樓拜並不是那種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藝術造詣全仗勤奮不綴的艱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誡莫泊桑：「才能就是堅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暢的詩，艱苦地寫。」有時他終日伏案，所得不過數百字，有時為了尋求一個理想的字詞，竟至汗流浹背。所以福樓拜曾不無感慨地說：「寫作是一種苦惱的事業，其中充滿了焦慮和令人疲憊的努力。」②
福樓拜畢生從事寫作，而成品數量並不多，只有兩部以當代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兩部以歷史傳說為題材的小說――《薩朗波》和《聖安東的誘惑》，三個短篇合成的《三故事》，還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布法爾和佩居榭》。總的說來，福樓拜的小說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爾扎克和斯丹達爾要狹窄得多，這首先是因為他的經歷遠不如那兩位作家豐富和坎坷。福樓拜是個有產者，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在父親留給他的庄園里過著安適的生活。他不必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爭。他在物質上無求於人，不必強迫自己與世人周旋，於是他遁世隱居，只與少數知己來往。這樣一來，他的視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備巴爾扎克那樣深邃的歷史眼光，把握整個時代的動向；也不可能有斯丹達爾那樣的政治敏感，預測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來。福樓拜自己也承認，他「對生活缺乏一個明確的、總體的概念」①。他把資產者平庸的日常生活當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發的新的社會矛盾和時代的發展趨向。他對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義及後來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確的理解，這不能不妨礙他在作品中正確地反映歷史和時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畫面廣闊，甚至接觸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但也只是一個旁觀者在局外獲得的印象，雖則真實，卻沒有立體感。這部小說真正的成就毋寧說是塑造了莫羅這樣一個毫無血性的「中間性格」典型。不過，福樓拜的遁世隱居雖說限制了他作品的氣魄與深度，卻保證了他有足夠的精力追求藝術上的完美。福樓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寫作提供生活來源，也不會受到出版商的挾制或催逼，他可以從從容容地精雕細刻，直到自己滿意為止。所以，和巴爾扎克、斯丹達爾相比，福樓拜更是個藝術家，而不是歷史家或思想家。從宏觀的角度，他的小說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顯然沒能達到巴爾扎克和斯丹達爾的水平；但從微觀的角度，卻自有超過前人的地方。我國法國文學界前輩李健吾先生說得好：「斯丹達爾深刻，巴爾扎克偉大，但是福樓拜，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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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誰

《包法利夫人》是法國作家福樓拜創作的長篇小說。作品講述的是一個受過貴族化教育的農家女愛瑪的故事。最後悲劇的結局，她積債如山，走投無路，只好服毒自盡。

小說及作者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法國作家福樓拜，小說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婦女因為不滿足平庸的生活而逐漸墮落的過程。主人公愛瑪為了追求浪漫和優雅的生活而自甘墮落與人通姦，最終因為負債累累無力償還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這里寫的是一個無論在生活里還是在文學作品中都很常見的桃色事件，但是作者的筆觸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區域。愛瑪的死不僅僅是她自身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作者用很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主人公情感墮落的過程，作者很努力地找尋著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根源。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一部力作，它的發表引起軒然大波，被人指控為傷風敗俗。《包法利夫人》通過艾瑪這個放盪女人的悲劇，揭露了資產階級豪紳富商的虛情假意，以及殘害婦女的卑劣嘴臉，鞭撻了使艾瑪墮落的社會。小說取材於一個真實的事件，但作家福樓拜並非單純地復述這個事件，而是運用藝術概括的手法，把人物情節典型化，從而深刻地揭露了法國資產階級的惡德敗行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瑣，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社會現實。

福樓拜簡介

居斯塔夫·福樓拜（1821-1880）是19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生於法國諾曼底盧昂醫生世家。童年在父親醫院里度過，醫院環境培養了他細致觀察與剖析事物的習慣，對日後文學創作有極大的影響。福樓拜在中學時就熱愛浪漫主義作品，並從事文學習作。早期習作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學，攻讀法律，期間結識雨果。1843年放棄法律，專心文學。1846年，回盧昂，結識女詩人路易絲·柯萊，隨後有近十年的交往。定居盧昂期間，他埋頭寫作，偶爾拜會文藝界朋友，直到生命最後時刻。晚年，他曾悉心指導莫泊桑寫作。

㈢ 《包法利夫人》作者是誰

《包法利夫人》作者是福樓拜。

《包法利夫人》是法國作家福樓拜創作的長篇小說。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個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正反兩面的草稿寫了一千八百頁，最後定稿不到五百頁。1856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雜志》上發表。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中的一部力作，它的發表引起軒然大波，被人指控為傷風敗俗。《包法利夫人》通過艾瑪這個放盪女人的悲劇，揭露了資產階級豪紳富商的虛情假意，以及殘害婦女的卑劣嘴臉，鞭撻了使艾瑪墮落的社會。

作品影響：

《包法利夫人》不僅標志著19世紀法國小說史的一個轉折，而且在世界范圍影響了小說這個文學體裁在此後一個多世紀的演變和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