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論文

Ⅲ 求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性學習的心得八個和論文1篇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 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 「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Ⅳ 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

導語：武俠小說，顧名思義，是小說的一種。擁有“小說”這種文體的各種特點。比起其他種類的小說，武俠小說較容易讓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愛。但它到底適合學習負擔比較重的中學生嗎?下面是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歡迎參考。

篇一：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

眼下，在中學生當中關於該不該看武俠小說的問題有不少爭議。我認為，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古龍等名家的武俠小說值得一讀。

很多人認為小說俗，沒有價值。一些中學生也把讀武俠小說當成學習之餘調節身心，換換腦子或是打發時間的最佳辦法。雖然武俠小說屬於通俗文學，但內容多是關於生死、朋友、刀劍、大義、愛國、愛情、經濟、酒……一點也不俗氣，相反，不少主題還很高尚，使現代人缺少的美德。有人認為武俠小說太過血腥暴力，太殘酷，但這是“以暴易暴，以殺止殺”主題的體現，是維護正義的必要手段。還有人認為武俠小說太不真實，都是吹牛。那麼李白的詩句，什麼“白發三千丈”“黃河之水天上流”也有點太玄了。憑什麼李白的誇張就是浪漫主義，武俠小說的誇張就是吹牛呢?再有人認為武俠小說文字粗俗，那他一定是專讀以武俠小說為幌子的艷情小說了。僅將小說文學當成消遣是不夠積極的。細讀武俠小說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一些大家的力作堪稱“網路全書”。以《天龍八部》為例，其中包括地理、歷史、圍棋、佛學、道學等知識。這裡面有很多東西是課本上根本學步到的。如果在讀武俠小說的同時注意吸取其中的知識那是大有裨益的。

有的中學生抱怨說看武俠小說會上癮，影響學習成績並導致視力下降。我認為這種現象不在少數，但問題不在武俠小說本身。事物本身並無好壞，決定好壞的是人。鴉片在好的醫生手中是上好的止痛、止瀉葯，在不法商販手中是“福壽膏”;武器在公安手中是保衛人民的工具，在歹徒手中是犯罪的凶器;權力在正直的人手中將是人民的福祉，在心術不正的人手中將是人民的禍害。同樣，武俠小說在一些中學生手中成了拖累，也只能找自己的原因。總不能“非我也，兵也”似的把責任推給武俠小說吧。人和動物最根本的區別是能剋制住自己。他們如果能剋制住自己，也就不會有上述情況發生了。

武俠小說只是眾多文學流派中的一種，並無可怕之處。中學生們如果能剋制住自己，在學習之餘，不妨讀一讀武俠小說，既能緩解疲勞，又能增長見識，何樂而不為?

篇二：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

對於在武俠小說方面純屬“白痴”的我，現在不得不佩服我那“武林知識淵博”的同桌了。據說他修煉到了光寫看過的書的題目就能寫滿兩大張紙的境界，簡直如此如醉都坐了“武林盟主”的寶座。成績在班裡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他還整天沉浸在刀光劍影中不能自拔。

那麼我們該不該看武俠小說呢?我認為，不能!

首先，武俠小說本身純屬瞎編亂造，點穴能點死人?學了武功就會飛?打一拳，來一個五毒神掌一個人就一命嗚呼了?對於掌握了大量科學知識的我們來說，理應覺得可笑才對。

其次，武俠小說沒有相關的歷史依據，要麼背景是一個深山老林，要麼是邊塞大漠，幾乎沒有什麼不能與歷史資料相對，也不可能與之相對。

其三，武俠小說要花費不少的錢財，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經濟來源，只靠“寄生”生活的中學生來說，為了滿足看小說的慾望怎麼辦?借畢竟資源有限，也不能總借別人的，於是乎：坑、蒙、拐、騙、搶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飯。最終自己為自己設了圈套，被套進了監獄。

還有，武俠小說這么風靡，“偉大的盜版工作者”當然不能放過這么個絕好的機會，壓低市場價格成了錢財飛進腰包的通道，我們這些無產階級也又一次走進了近視眼的快車道，真不知什麼時候，某些人會嫌“四隻眼”不夠而戴上“八隻眼”。

最後，看這些東西會大大降低我們的學習效率與成績。不光我同桌，我們班，我們年級，我們學校，乃至河南省，全國無不例外。有些懺悔者寫到：“一看就迷上了，由最初的課下看，進而轉為上課看，看不完就帶回家看，晚上不敢開燈，就打著手電筒在被子里看。每看完一本，感覺自己好空虛，腦袋昏昏的，干什麼都提不起勁。可碰到一本新的，還想看，就這樣勉強上完初中，花高價上了高中，明亮如水的眼睛已戴上了厚厚的“酒瓶底”看世界已變得朦朦朧朧……

所以不用再多說了，看武俠小說對中學生的危害已不言而喻了。我們在政治課上剛學習了事物是有聯系的，是矛盾變化著的，就應該運用到此。為了看武俠小說，必然要與學習的時間相矛盾，一方滿足了，必然另一方得不到滿足。

為了我們的學業，為了我們的前途，為了我們的國家，我奉勸那些著迷者懸崖勒馬吧!把我們的青春浪費在血腥的打殺，無淵的恩仇之中是很不值得的。中學生真的不該看武俠小說。

篇三：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

武俠小說，顧名思義，是小說的一種。擁有“小說”這種文體的各種特點。比起其他種類的'小說，武俠小說較容易讓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愛。但它到底適合學習負擔比較重的中學生嗎?

首先，中學生較小學生和大學生來說，閑暇時間是比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學校，而且大部分學校都是不讓帶小說這種課外書的。就算帶進了學校，課間那麼短的時間也是不宜看武俠小說的，否則就會影響聽課的效果，學習總是要優先於玩樂的。放學後的休息時間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幾個小時，如果看武俠小說的話，你會發現時間過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時間，就會誤事，比如說看書看到深夜才發現作業還沒寫。我建議那些非常想看武俠小說的同學，等到放假吧，無論是雙休日還是長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學習任務再去看，這樣家長肯定不會阻攔你看小說了。由於看武俠小說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學習，再去看書，順序一顛倒，可能就沒有心思去學習了。

其次，並不是所有的中學生都適合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中有許多的打鬥場面，更有琳琅滿目的武術招式，而青少年的想像力和模仿力都比較強，有些人可能就會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較“帥”的招式、動作，輕則鬧笑話，重則會給自己和別人的身心造成傷害。幾乎每個中學生看過幾部武俠小說之後，總有想模仿的沖動，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經幻想過自己沖向迎面駛來的汽車，跳到車頂上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也曾經想過怎樣一下就把人絆倒。我幻想的同時，也有另一種思想牽制著我，使我認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險的和不切實際的，就不會去“實踐”。不過有些模仿能力過強的中學生還是不宜看武俠小說，要是看過之後就打人，就從高處往低處跳，這是沒資格看武俠小說的，不如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總之，大部分中學生都不需要故意迴避武俠小說，放假期間看看也無妨，畢竟它是小說的一種，自有起存在的價值。

Ⅳ 我的畢業論文是寫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誰能給我篇範文

淺論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內容提要：金庸小說風靡一時，近幾年更是作為影視作品的題材被反復使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已經不是單純模式上的武俠小說。但是讀者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更為著迷的還是金庸筆下的俠義故事、英雄俠士。本文擬對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和俠義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從另外的角度解讀金庸小說。

關鍵詞：小說分析 金庸 俠義精神 文化研究
資料來源：淺論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內容提要：金庸小說風靡一時，近幾年更是作為影視作品的題材被反復使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已經不是單純模式上的武俠小說。但是讀者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更為著迷的還是金庸筆下的俠義故事、英雄俠士。本文擬對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和俠義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從另外的角度解讀金庸小說。

關鍵詞：小說分析 金庸 俠義精神 文化研究

現在對金庸小說的定性似乎很難用簡單的「武俠小說」來說明問題了。從地攤讀物到文學研究的經典文本，金庸小說從俗到雅的轉變除了人們或大眾的閱讀尺度的放鬆，很大一部分也與金庸小說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有關系。陳墨先生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一書，從「文化知識論」和「文化精神論」兩個部分，很詳細地論述了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天然關系。①其實，金庸小說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不單單僅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還包括西方文化的傳統，比如情節的構思、西化語言的運用、電影手法的運用等等，還包爛遲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畫，都與西方文化有著扯不斷的關系。

當然，作為華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還是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說，時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國，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俠客，表現的主題也都是在此顫顫基礎上鋪衍開來的俠義故事。所以說，俠義精神是金庸小說中的精神母題。

「俠義」二字，按我個人的理解，應該分成「俠」和「義」兩個部分。俠文化是中國文化中最獨特的一部分，也是較能體現只能中國文化本質的一部分。中國古代對於「俠」的理解可謂是大相徑庭，韓非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司馬遷則不以為然，他說「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並做《游俠列傳》為俠客高唱贊歌；李白的《俠客行》也對俠客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而「義」則是儒家的基本論點之一，「仁義禮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個極重信義之人，一個若是大奸大惡，那肯定也是個沒有義氣的人。韋小寶說的更加明白：「一個人若不講義氣，那還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說，可以說很成功，很精彩地發揮和闡釋了中國人精神深處的俠義觀念，當然他的小說流傳之廣，讀者之眾也就不足為奇飢洞李了。中國傳統的小說很早就滲透著俠義的精神，宋代的話本小說就有專門講述俠義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滸傳》可以說就是這個俠義傳統的成就。真正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可以追溯到唐人傳奇《聶隱娘》，清代的公案小說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有武俠小說的影子。近代是武俠小說鼎盛發展的時期，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作者層出不窮，一直到現代的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武俠小說可謂興盛不衰、蔚為大觀。當然，對武俠小說的看法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正統學者的批評不勝枚舉，但是老百姓們可不管那麼多，他們喜歡俠義故事，他們喜歡俠義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極端痛苦，貪官巫吏為所欲為，老百姓無奈之餘，就希望有伸張正義、扶危濟困的英雄俠士來拯救他們。從西方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心中都有一個「英雄情結」，或稱「在上情結」，西方文學的源頭就是「英雄史詩」，許多讀者在閱讀武俠小說的時候，都會有代入的現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為書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結」的自我滿足。

在金庸的小說中，俠義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闡釋，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俠小說，塑造了許許多多的形象。「俠」可以說是其中著力塑造的重點，根據金庸先生自己的觀點：「俠與英雄的區別在於俠士可以不顧於自己的利益，可以為正義、為社會、為國家犧牲自己。俠士有一點，就是為了別人利益可以不顧自己的利益。」（按：根據筆者采訪金庸先生錄音整理）《射鵰英雄傳》里的郭靖，就是在各類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樂道的「真正的俠」，「對國家忠，對朋友義，對愛情貞」，這是郭靖一生貫穿不便的原則。在《神鵰俠侶》中，他助守襄陽，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說正是在實踐他自己所說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時的郭靖其實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國家興亡，百姓疾苦與自身聯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稱郭靖「郭大俠」，這並不是因為他武功高，而是因為他為國為民的情懷；《神鵰俠侶》中的魯有腳，武功並不算一流，但就是因為他領導丐幫抗擊蒙古，所以人人也稱他「魯老俠」。在金庸的觀念里，一個人若要成為俠，不在於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於他是否為國家，為百姓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或是他為正義，為他人作出了什麼。從這里可以看出，與傳統文化的「俠」相比，金庸賦予「俠」更多的責任感和正義感。李白的《俠客行》有雲：「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古代的俠士可以為報知遇之恩捨生忘死，像荊軻，像專諸，像聶政，與其說他們是俠客，倒不如說他們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為了報答知遇對方來實現自己的自身價值，比如荊軻，他去刺秦決不是想到刺殺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殺秦王能報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

縱觀金庸的15部武俠小說，從《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到《鹿鼎記》的陳近南，每可稱之為俠的人都曾經為國家、為他人、為正義而奮不顧身：陳家洛是反清組織的頭目，為了反清復明不惜拋棄自己心愛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將袁崇煥的兒子，名為承志，所作所為當然也是子承父業；胡斐只因惡霸鳳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喬峰更是為了宋遼兩國息戰，百姓免於戰火而自盡而亡；陳近南一生鞠躬盡瘁，為的是光復大明的江山。以上所舉的例子，金庸在小說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飛狐外傳》中的趙半山說的好「咱們學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無愧於天地，那麼武功高點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這句話說的通俗一點，似乎可以理解為「練武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也可以說是金庸小說對於「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與「俠」相應的是「義」。如果說「俠」是金庸小說的血肉的話，那麼「義」則是「俠」的靈魂，是金庸小說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②圍繞著「義」，金庸小說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個豪氣干雲的故事。《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苗人鳳英雄惺惺相惜的義氣；《射鵰英雄傳》中丘處機和郭嘯天、楊鐵心的義氣；《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劉正風和魔教長老曲洋的琴蕭結義；直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在康熙和天地會之間來回，從頭到尾，他也沒有作過對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俠小說中常描寫到幫會、社團。他們集結的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要講義氣，是喝過血酒，拜過關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為人不齒的。在金庸看來，「義」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不負於人。③在《韋小寶這個小傢伙》一文中，金庸寫道：「中國人講義氣，是中華民族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發揚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愛護，在環境發生變化時盡量採取合理的方式與之適應，這樣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斗爭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歷久而常勝。」 ④

當然，金庸小說的「義」和一般的哥們義氣自然是不一樣的，舊派小說一味強調無原則的江湖義氣，快意恩仇，這在金庸小說里是看不到的。因為所有的義氣必須有一個前提------「正義」，與正義相聯系，或以正義為基礎，有時為了維護正義，當然「大義滅親」也是難免、義不容辭了。《神鵰俠侶》中楊過在不明殺父真相的情況下，屢次欲殺郭靖，但是當了解到父親楊康的可惡行徑之後，馬上就放棄了報仇的念頭；《倚天屠龍記》中宋青書殺害師叔莫聲谷，父親宋遠橋最終也是大義滅親，成就師兄弟的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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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5 17:25:13 來自: 丹丘生 (重慶)

提起武俠這個詞，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詳的，這已經是我們生活中常用的一個基本詞彙了。但是這個詞彙所包含的內容，「武俠」這個詞所指的那種人，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神秘。「武俠」這是很不容易的一種人，既要身懷絕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還帶有一點神秘色彩，高來高去的，平時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俠，總是給人以某種神秘感。武俠這種人真的是那麼神秘嗎？真的是離我們很遠？真的是在我們生活之外很遙遠的一個地方藏著，只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出來嗎？其實可能不是這樣的，其實武俠作為一種現實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社會，自從出現了國家，出現了階級，出現了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壓迫，出現了社會不公正，出現了不公平的時候，從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有武俠了。所以這種人物，才永遠地存在於廣大民眾的夢幻之中。我們有一句俗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是我們所夢想的東西，它不可能是毫無現實生活的根據的。

武俠到底是什麼時候起源的？如果講起學問來，這是很復雜的，學術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討。我介紹一種意見，他們認為，武俠的精神最早來自於墨家的精神。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法家、農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武俠是不是來自於儒家？也有這樣看的，因為儒家有一種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這種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知道這個事情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因為它是正義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應該說，在儒家的思想裡面，也有一定的這種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這種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種精神，叫做「兼愛」，用我們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說，犧牲一點個人的利益，去為他人謀福利。

所以說，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犧牲精神，儒家還講一點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至於說，很具體地論述「俠」這個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韓非子。

韓非子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同時是一個官僚，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君王出謀劃策，他反對俠。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裡面有一段話，表達了對「俠」的否定，對「俠」的概念的這種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一句對仗的話，把儒--知識分子，和俠進行對比，這兩個呢，一個是以文亂法，一個是以武犯禁。在韓非子看來，儒和俠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壞東西。也就是說，在統治者的眼裡，知識分子和俠一樣，都是討厭的東西，都屬於擾亂社會秩序，不讓統治者好好睡覺的人，統治者把國家搞得安定團結的，偏偏有一種人叫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人叫俠，整天出來搗亂。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說這兒不好，那兒不好，這堵車，那兒不公正，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而俠他不提意見，他直接搗亂，他直接越過「警察」，自己去維持「交通秩序」，所以這些傢伙，在韓非子看來，都屬於社會的蠹蟲，應該大力鎮壓。我們看韓非子這個立場，他是很簡單地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論述俠和儒的。他的這些觀點，我們今天當然不能夠認同。

不過，他從反面，也指出了俠的一個功能，他的立場，雖然我們不能贊同，但是他把儒和俠最早聯系起來這個思想，我們可以說，它是很深刻的。從韓非子的話中，給我們一個啟示，俠的社會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們都是為社會鳴不平的。那麼俠和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評態度，從批評的角度，一樣來推動社會前進。所以一般看來，我們覺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兩端的，離得很遠哪。古代上朝的時候，文東武西，兩班站立，好像是兩端，其實不然，恰恰文人和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他有一本書，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個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俠客夢》，恰恰是文人，最喜歡做俠客夢。俠客，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我們主要是從小說中見到的，而小說都是文人寫的，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來的，所以俠和文聯系得是非常緊的。如果我們說到武俠小說中，俠義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一些篇章，被認為是武俠文學的最早的源頭。那還不是正式的武俠小說，但是是武俠文學的一個源頭。那麼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是怎麼論述「俠」的呢？在《史記》中有兩個「列傳」，一個叫《刺客列傳》，一個叫《游俠列傳》。司馬遷他的原話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段論述，是對武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們注意一點，司馬遷這里沒有提到武，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俠是可以沒有武的。我們今天一說，就是武俠武俠，似乎俠都必須有武，都必須有一點過人的本事，其實俠是可以沒有武的。那麼司馬遷論述俠的特點，說他們的主要特徵是，言行不合乎社會主流。不是說領導說什麼，他馬上就跟著說什麼。但是他們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這人講義氣，說話算數，男子漢大丈夫。然後是「不愛其軀」，就是不過分地愛惜自己的生命。

我們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點損害，在公共汽車上被人家擠了一下，就要吵起來，過分地愛惜自己的身體。那麼俠客呢，是不過分愛惜自己的身體，首先考慮的是，幫助別人解決困難；「存亡死生」，救了別人的生命之後呢，又「不矜其能」，不誇耀自己，不要老惦記它。昨天是我幫了你的忙，那天我還幫你買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這些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謬論」，我到處傳播這個「謬論」，我說，我們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是誰呢？就是雷鋒，雷鋒是我們中國當代的「第一大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我這個「謬論」的時候，學生們也不理解。他們說，雷鋒怎麼是俠呢？雷鋒他也不會武功啊！雷鋒雖然是個解放軍，他也沒打過仗啊，他是個開汽車的解放軍啊。那麼我跟同學們講，是不是俠，跟他會不會打仗，跟他會不會武功，沒有關系，只要他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別人謀利益，「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瓢潑大雨之夜，看見婦女抱著小孩，他幫助她送回家去，幫助老大娘過馬路；自己攢的錢寄給災區，這不是俠，是什麼？這就是俠！人們為什麼被雷鋒精神感動？為什麼喜歡個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呢？是因為他身上有俠的精神，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了不起！所以學雷鋒才學得起來，而不是說，他一定要身懷絕技，才去學他。

那麼，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叫「武俠小說」，當時沒有這個名字，當時都是有種種其他的名字。「武俠小說」這個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我們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便而發明的一個術語。比如說，在《唐傳奇》里邊，就有很多武俠題材的作品。只不過當時不叫武俠，有的是寫一種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於武俠中的武這一面；有的是寫一種很不平常地幫助別人的一種俠行義舉。唐朝之後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說裡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說」，「公案小說」裡面有一些武俠人物。這些武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遜色。總之，是武俠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文學作品中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走下坡路的趨勢。其實，是隨著封建國家機器的強大，國家機器越來越強大，所以俠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國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警察，有軍隊。那麼到了明朝初年的時候，中國千百年來積累的武俠文學的資源，匯聚起來，產生了一部古代最傑出的，最著名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就是《水滸傳》。

那麼《水滸傳》，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公案，後來的文學史也把它叫做「英雄傳奇」，這都是對的，它是英雄傳奇小說。但是如果我們從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呢，《水滸傳》也是古代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的代表。我們今天想一想，《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標準的一個一個的武俠嗎！要武有武，要俠有俠，它所弘揚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俠精神。所以《水滸傳》給了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啟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比如，清朝後來就出現了像《三俠武義》、《七俠武義》這樣一系列的作品。還有著名的，像《兒女英雄傳》、《好逑傳》。到了這部分小說，慢慢出現了一個「英雄加兒女」的模式，有男俠客，也有女俠客，或者俠客旁邊有一個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或者說，走向最黑暗的時候，武俠小說也一蹶不振，長期沒有很優秀的作品出現，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一落千丈。俠客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由的、光輝萬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說里，武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們想，武俠一開始是什麼人呢？按照司馬遷的那種寫法，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我們不要以為，社會閑散人員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閑散人員里邊有壞人，但是也有好人。這些俠客是憑著自己的良心，為社會鳴不平，他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他就出來幫助弱者，拔刀相助。一開始，俠客應該跟朝廷，跟秩序是處在對立面的，他應該是跟朝廷作對的。所以韓非子才說「俠以武犯禁」，仗著自己有一點功夫，就來破壞法制建設。韓非子是這樣批評他們的。正因為他跟朝廷是對立的，所以歷朝歷代都要大力地鎮壓俠客，特別是鎮壓武俠。那麼鎮壓來鎮壓去，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還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買了，收買了就把他融進了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把他吃進去了。這些俠客就變成了朝廷的人員，變成了「捕快」。

所以我們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說，都叫什麼「公案」--《於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劉公案》。那麼這些公案小說裡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個政府官員，都是一個政府的清官。這些小說里的俠客，一個一個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後，就變成了包公身邊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那麼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龍、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注意台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注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龍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只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麼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級領導人，開封府尹，只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級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麼人民為什麼要看包公戲？為什麼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那麼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制的不健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制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麼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面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鑒湖女俠，自號鑒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麼在晚清的時候，俠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逐漸地復甦，國人就認識到，中國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俠義精神的墮落有關系，國家腐敗了，沒有人出來挽救山河。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革命，它是很悲壯。我們看，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了一次又一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其實看上去是明明要失敗的，不過是在海外募集了一點錢，然後回來製造炸彈，然後找幾十個人，懷里揣著炸彈，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彈，就去攻打總督衙門，那能勝利嗎？如果用統治者的話來說，這不是來送死嗎？所以這些起義大部分都是寡不敵眾，這些革命黨大多數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軍事上看，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的犧牲，它積累起一種思想意義，能夠喚醒國人。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他們自己去的時候就知道要失敗，要死。很多朋友可能還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我們看《與妻書》里寫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來了，他已經告訴自己的妻子，以後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但是他就是要拋棄自己那樣幸福的愛情生活。所以說，這些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俠客。

那麼到武俠小說中的這種俠義精神的恢復，是要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武俠小說，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現代武俠小說」。可能一些年紀大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樣的名字。比如說，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紀大的朋友會讀過。還有還珠樓主，這樣的名字可能你們知道。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江湖奇俠傳》為代表的新的武俠小說。後來就慢慢地進入一種繁榮階段，出現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愷然。他有一個重要作品，叫《近代俠義英雄傳》。這個小說裡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這里塑造的；還有一個，也是歷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當年和譚嗣同有過來往的這樣一個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在這部小說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節是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這個後來很多影視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國大力士打擂比武，並取得勝利的。這個情節，它是現實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當時很轟動的新聞。在這個小說中，他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他寫霍元甲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國人受辱。其實，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俠，他是不輕易出來走動的，不輕易出來參與俗事的，每天經常出來參與各種媒體，參與各種集會，這些人往往不是大俠，有一部分可能是騙子；不是騙子，也不是修養很高的人。我小時候接觸過很多武術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輕易不打架的，跟別人發生沖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這種人，本來也是應該安安穩穩地，過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實在看不下去，這個外國大力士在擂台上公開地侮辱中國人，所以他要為國雪恥，不讓國人受辱，所以他才出來。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武，實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這些大力士，這些所謂「大力士」就是受人豢養的，到這兒來表演掙錢的，我跟他們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嗎？多跌份哪！為什麼還要出來去比呢？是實在忍不下這口惡氣。那麼霍元甲在為國雪恥的同時，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他沒有因此，就是打敗了外國大力士之後，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強，外國人不行，他沒有這樣。所以他並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說的「報國」的這個「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他說：「至於大清的江山，也用不著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這個小說里邊，寫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報國，我為國雪恥，是這個民族，不是那個朝廷。所以這裡面，就表現出平江不肖生這個作家，他所推崇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人民性，是一種出乎天地正氣，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

而現代武俠小說，從一開始所奠定的現代武俠精神，後來在梁羽生、金庸那裡，都得到了繼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說，梁羽生、金庸他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許多基本東西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他們只不過接過來接

Ⅵ 求三篇「金庸武俠小說賞析結課論文」（1500字左右/篇）

金庸小說人物評論之張無忌
《神鵰俠侶》是金庸緊接著《射鵰英雄傳》的小說，但我認為這部小說及小說的主角楊 過應分別處理，因為《神鵰》的主題完全不同。有些人或會覺得武俠小說是寫故事、寫人 物，不是探討什麼主題，我很同意這個見解，以主題論金庸小說的人物，並不是強說這些主 題是作者原意，而是純粹讀者自己的體會出來的東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讀者看小說，或者旁人要評論，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來的用意是什麼。我 的意見是，暫時不談《神鵰》而跳到下一部小說，可以得出較連貫的看法。 在《倚天屠龍記》，金庸又回復到袁承志式的主角來。張無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復雜得 多，遭遇遠比袁承志傳奇，但張無忌的個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隨和得多，也被動得多 了。
金庸在《倚天》的後記說，張無忌不是政治領袖材料，因為他不能剋制自己，對敵人殘 忍，不能當機立斷，也沒有權力欲，但是，張無忌隨和良善，可以與他成為好朋友。 張無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腸。他並不很重視分辨是非善惡，也可說是不大重視公 正的賞善罰惡，而是習慣性的得饒人處且饒人，他是個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動，要威脅 他做什麼未必成功，但懇求他什麼，他多半會答應，就算自己吃虧，也不計較。 他的良善心腸，自小已看得出來。謝遜在冰火島上談往事，說到以七傷拳打空見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說：「義父，下面還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罷，這老和尚為人 很好，你打傷了他，心中過意不去。倘若傷了自己，那也不好。」
他頭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義父慈愛保護之下度過，後來的一連串苦難，始終沒有改變 他對別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內相繼自殺而死，殷素素臨死時叮囑他記著上武當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門各派中的人，慢慢報仇，他記是記住了這些人，但最後沒有向他們之中任 何一人報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張無忌從來沒有以為什麼人報仇為目的。 另一方面，張無忌記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飯之恩，他一生都沒有忘記，後來她兩番累他 幾乎喪命，他也一點不放在心上。記起她時，總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負他之處。 他是個溫情的人，對父母義父的愛、對張三豐的愛、對武當六俠的愛時時洋溢在胸中， 甚至對殷離感到親近，對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親情。他保護楊不悔萬里尋父，絕不是基 於「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原則，而是出乎自然的愛護弱小。在光明頂秘道之中，他以自身為 小昭擋災，小昭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但是於張無忌而言，這卻是最自然不過：「你是個小姑 娘，我自是要護著你些兒。」
在情愛事上，張無忌也是隨和被動、容易受感動、容易受人擺布。他以愛還愛，周芷若 愛他，他對她愛憐備至；趙敏對他迷戀，為他拋棄榮華。不顧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銘心」 地愛她了。她們兩個都是美人，金庸在書中三番四次刻畫她們白雪紅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張無忌的反應便是「心中一盪」、意亂情迷了。
張無忌不能成為政治領袖，隨和被動而缺乏野心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無主見，亦心無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為明教教主，全是湊巧，後來中朱元璋之 計退出，亦沒有什麼可惜。他根本沒有多大的領袖指揮才能，更不懂謀略，就算當時沒有中 計，也不是長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沒有什麼志願理想，他對世界看法單純，最接近理想志 願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記仇恨，結成朋友，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因此，他最適合做醫 生。他在蝶谷學醫，後來運用醫術救人的情節，是他表現得最主動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賞的時候。武功在他是次要，醫術才是最主要的。
我始終不大喜歡張無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個性與我恰好相反。我對張無忌這個人 物頗有偏見。但我仍認為這樣的人，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他們心地良善，絕不苛刻，也 絕不自以為是，道貌岸然；壞處是他們容易被人利用，他們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雖然這是他們的寬大為懷，但這也令到愛護他們的人感到不快，因為對於對他好與對他 不好的人都一樣好，其實就是對於對他好的人不公平了，這種心態或許可稱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

金庸小說人物評論之梅超風
讀過《射鵰英雄傳》的人，沒有不記得「黑風雙煞」的。
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惡戰黑風雙煞的驚心動魄之處，像人與鬼怪之間的搏鬥多於武林人 物之間的打鬥，梅超風長發飛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陰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頭頂，滿手 鮮血腦漿，令人想起吸血僵屍。童年的恐怖經歷印象分外難以磨滅，惡戰「鐵屍」梅超風、 慌亂中刺死「銅屍」陳玄風，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經歷。
荒山一戰，「銅屍」喪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鐵屍」卻逃脫，她到處追尋殺夫仇人報 仇。梅超風是《射鵰英雄傳》最殘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時又是最可悲可憐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顏烈王府花園出現，被黃蓉一口喝住，讀者才知道原來這妖魔似的「鐵屍」以前有一個美 麗的名字叫做「梅若華」，拜在桃花島黃葯師門下學藝，才改為「梅超風」。同門的師兄弟 都以「風」字排，陳玄風原是師兄，兩人成為情侶，此外還有陸乘風、曲靈風等人。黃葯師 的夫人為他從周怕通處騙得一部「九陰真經」，梅超風與陳玄風偷了逃去躲起來練習，黃葯 師大怒之餘打斷了徒弟的腿，把他們逐出師門，馮蘅為黃葯師苦苦再努力追憶經文默出，終 於心力交瘁，難產而死。梅超風，陳玄風便成了相依為命的一對夫妻，陳玄風死後，十多年 來梅超風便瞭然一人，過著孤獨、痛苦而黑暗的日子。
把梅超風比作自悔偷靈葯的媳娥，未免有點怪誕，然而梅超風的確是懷念師父、後悔偷 經。在歸雲庄無意重見恩師，她掩不住渴望重歸師門的心情，寧願自己斬去雙掌，以廢掉從 「九陰真經」上學回來的高強武功。終於，黃葯師與全真七子搏鬥，歐陽鋒在背後施襲，她 奮身撲在黃葯師背上，為護他舍棄了生命，臨終之際，黃葯師讓她得償心願，她死後，黃葯 師以她的屍首為「武器」，為她報仇。無論是否同情這兩個人物的所為，讀者都會被他們之 間的感情感動。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風這個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線，正好顯 示《射鵰英雄傳》的結構比較嚴密。

金庸小說人物評論之黃葯師
金庸小說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黃蓉的母親馮蘅女士了，因為她有黃葯師這樣 的人做丈夫(馮蘅因黃葯師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處？--東方劍)。
黃葯師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覽群書，精通陰陽五行、奇門八卦數術，琴棋書畫，更 是無一不精，黃蓉隨便亂學些皮毛，已經十分可觀，黃葯師本人如何聰明及有才學，就不難 想像得到了，何況他還武功蓋世，臍身一流高手之列？
黃葯師本人風流瀟灑，口味高雅，單從他的武功已可見端倪。他的「落英掌」、「蘭花 拂穴手」追求姿態優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於音樂。桃花島的布局符合防衛，但表 面上不露痕跡，但覺花木幽深，竟是園林藝術的上品。
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滿撫琴、吹蕭、烹茶、觀畫、鑽研學問種種情趣，「桃花 影落飛神劍，碧海潮生按玉簫」，多麼令人神往！
他不落俗套，不為世俗思想所規限，他任性痴情而極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戀戀不忘， 十幾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簫相伴，墓中供著的是他親筆所繪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攜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讓海浪打碎船身，與她一同葬身大海，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
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夢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個懂得愛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視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計。所以，他看見黃蓉深愛郭靖，難舍難分，他便共 鳴而發出悲吟：「且乎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有這樣的父親而 思嫁郭靖，黃蓉的口味實在不高貴。
這樣的人自是驕傲的，所以是「東邪」，而黃葯師的缺點也太多太多，「偉大」、「英 雄」、「完美」的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這么多才多藝多令人傾心之處的人，有缺點 又有什麼關系？馮蘅雖然早死，但也應是值得的。
金庸小說人物評論之洪七公
洪七公若非貪吃，必然是個偉大而無趣的人。他正義凜然的告訴裘千仞，他手下殺過二 百三十一人，但個個都是惡徒，死有餘辜，他平生沒有殺過一個好人；就算這是事實，這等 自信道德上從來沒有錯，而進一步結論因此他有資格殺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專橫的獨裁者，總是以為自己是對的。
洪七公毫不專橫，也絕非獨裁者，他是一個典型的大節一絲不苟，其餘便不拘小節的人 物，不犯大錯，不給他作大義凜然指責的理由，洪七公是個可愛的長者。他的貪吃及美食當 前的猴急姿態，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點，便不會變得不近人情了。
事實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黃蓉故意討好他，使他答應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儀，讓這對小兒女遂了心願。他並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報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幫弟子，但只教了她兩三招，黃蓉郭靖學了這么多功夫去，一來因為他貪吃 黃蓉的小菜，二來因為他著實喜愛他二人，而兩人之中，他又喜愛黃蓉更多，因為她聰明伶 俐，這樣的徒弟，往往吸引師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罷不能。若洪七公正義感大於人 情味，他就會欣賞正直的郭靖，多過古靈精怪的黃蓉了。為了郭靖，他大概不會承擔這樣大 的麻煩，親自跑到桃花島去代郭靖求親，但為了黃蓉，見她那麼喜歡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
他喜愛黃蓉，黃蓉也是真心愛他，他被老毒物暗襲，身受重傷，明霞島上，黃蓉悉心照 料維護，猶如小孫女照料老祖父，親情深厚，令人感動。
其實，正是因為他是這么可親可愛的一個人，所以他的正義凜然才分外使人肅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襲的歐陽鋒，乘人之危的歐陽克，才顯得那麼卑鄙不堪。洪七公對裘 千仞說的那段話那麼有力，原因不在於洪七公是永遠不會錯的聖人，而是在於他極少板起臉 孔教訓人，連洪七公這么寬容的人也提出指責，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慚愧了。

金庸小說人物評論之黃蓉
金庸小說多妖女，黃蓉一露面便讓郭靖的師父罵稱「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鐵手、藍鳳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連蒙古郡主趙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
金庸小說多妖女，無非是因為金庸小說多美女。美得驚人而又「來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樣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衛道之士就不能不罵以「妖女」 了。從這個角度看，黃蓉當然是「小妖女」。
許多人不喜歡黃蓉，特別是《神鵰俠侶》中的中年黃蓉，嫌她聰明得過分厲害，有點近 乎陰沉。我卻十分欣賞黃蓉，認為是金庸寫得最好的女角。特別欣賞他處理黃蓉從《射鵰英 雄傳》的青春少女到《神鵰俠侶》的中年婦人的個性發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黃蓉卻是活生生的、有優點、有缺點。會長大。會變。會衰老的真人，音容體態歷歷在 目，思想個性貫徹分明，熟讀這兩套小說，覺得了解黃蓉的一生，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
寫黃蓉的筆觸之准確，不像創造一個角色，倒像描述一個作者很熟悉很喜愛的人。 其實，黃蓉沒有什麼「厲害」；除了特別聰明美麗之外，她只不過是一個尋常女子。少 女時愛玩，遇到了喜歡的少年郎，但願與他日夜相從、一生廝守，一心要嫁給他做妻子。 結婚之後，又一心助他事業成功，為他養兒育女。她可沒有什麼胸懷大志，不過事事以 丈夫為重。為兒女操心。
即使論聰明才智，黃蓉的聰明才智也只限於心思敏捷。記性特別好而已。詩詞歌賦。對 聯謎語她過目不忘，武功算術一點即通，但她沒有超凡的智慧，一燈大師的禪機她便茫然不 知所對。她不夠耐性。缺乏恆心，也不見得特別有同情心，南琴的凄涼、穆念慈為情所困， 她只覺好奇好玩。（金庸說，聰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與郭靖無奈分離，才開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難強迫黃蓉長大的。
但黃蓉就是娛樂性強。特別喜歡她在岳王廟拆穿歐陽鋒和楊康在桃花島殺江南六怪那段 情節，由她在柯鎮惡手掌心寫：「告我父何人殺我」開始，到逼歐陽鋒讓終於明白了內情的 柯鎮惡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機，緊張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偵探小說。但這段己開 始見黃蓉以機智面對凶險。不復只輕松鬥智，漸漸踏入後來《神鵰俠侶》的「智者慮」的苦 澀境地。
精靈嬌美的黃蓉，為什麼樂意嫁與既笨拙而又不見得長得多俊的郭靖？一個解釋是「蘿 卜白菜，各有所愛」。這個解釋，等於說情之為物沒有什麼可解釋的。有一個新派解釋是， 黃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鬧花樣，這又未免太理性了。
黃蓉初識郭靖，不過盈盈十五，刁蠻任性，父親又大有來頭，她才不怕被什麼人欺負。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發現郭靖原來已是「金刀附馬」時，她對父 親說，他另娶別人，我也要另嫁別個；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兒，別 人不高興也拿我沒法，但是他這樣對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黃葯師見女兒眼神是纏綿萬狀， 難舍難分，知道情根深種，根本無可挽回，只能陪她傷心。
不是的，黃蓉是真心愛慕依戀郭靖，若要解釋，那也毫無難處。一般男以色愛女，女子 愛男子，卻是基於道德或本領上的崇拜，郭靖覺得蓉兒「說不出的可愛」，但黃蓉愛郭靖， 是因為「世間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個有清楚原則而 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人。
甩一點現代心理學的術語說，郭靖是黃蓉的道德范疇，他給黃蓉的，是她一向匱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換句話說，郭靖是銜蓉心底渴望的「父親人物」。黃葯師與女兒的關系，素 來是好友的關系多於父女的關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兒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學問武功，與她談詩論文，但從不以父親地位管教她。正因為關系是這樣，他才對郭靖 諸多不滿，其中有許多是喝醋成分，到後來郭靖黃蓉結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與他們 疏遠，跟楊過談起黃蓉，還是十分酸溜溜的。
但是黃蓉不是「小東邪」，個性上她只是個尋常女子，跟郭靖過著「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倫理價值，同時得到社會接受，她十分滿足樂意，她要人間的快樂，不要 孤標傲世，黃葯師對她失望，那也沒有法子。
黃蓉為什麼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鵰英雄傳》不明白，看《神鵰俠侶》也會明白。楊過 是黃蓉的翻版，這個金庸已多次暗示過，黃蓉自己也再三說了出來，一般的刁鑽古怪，聰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個是嬌美無倚，一個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兩人的身世。 黃蓉初識郭靖時扮成個骯臟襤褸的小叫化，楊過根本就與小叫化差不多。黃蓉後來約郭 靖到湖邊相見時，恢復她本來面目，郭靖只覺她宛若仙子下凡，黃蓉說，她穿這樣的衣服， 人人都會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時候他待她好，那才見得是真心。
楊過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無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黃蓉與楊過的分別基本是這樣。 黃蓉與楊過這樣相似的人，為什麼一直關系十分差？金庸說成是中央隔了個楊康的陰 影，其實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愛的基礎在於信任，而兩個心比比干多一竅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難乎其難。聰明人可以看到一百個懷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慮 之上。黃蓉與楊過在桃花島有過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黃蓉不知為了什麼緣故，對楊過坦 白誠懇他說，她知道他有許多事瞞著她，不過她很了解，因為自己小時也是一般怪僻。楊過 大是感動，在她懷里哭了起來。這就是以愛報信任的自然反應。可惜，信任沒支持多久，楊 過一見傻姑，逼問出楊康死因，馬上認定黃蓉是殺父仇人，而對他種種好處，都是別有用 心。傻姑斷續不全的話又怎信得過？楊過是個聰明人，縱然偏激，也必能問得明白，但是由 於一早便對聰明的黃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堅信已找到答案。
聰明人太聰明時，就會草木皆兵，沒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沒有人可以愛，但偏是黃蓉 楊過都是極需要愛的人，因此碰上一個全心全意愛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獲救星，一心相愛，到死相隨。郭靖是笨人，小龍女是笨人，楊過愛小龍女而黃蓉 愛郭靖，黃蓉與楊過始終不能相親相愛，就是性格的關系。
數年前看過倪匡先生批評黃蓉，他說，少女時代的黃蓉那麼可愛，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愛了。我很不同意，納悶了幾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現在，忽然明白，原來中年黃蓉果 然不可愛。
一燈大師贊美中年黃蓉大智大勇，怎樣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釋了，但是「勇」是有 多種的。不知畏懼的「當頭勇」，被蕭伯納在《兵器與軍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樣子，比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懼仍不退縮的勇。郭靖聽見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韓小瑩 問他怕不怕連他也吃掉，他說：「我怕。」韓小瑩問：「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這種勇。這種勇氣，是感情鼓勵之下的勇氣。第三種勇，是經過理性分析策劃而 後採取行動的勇。
黃蓉為了取得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楊過性命，說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棗核釘，若然她不 閃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葯給她。這棗核釘十分厲害，黃蓉雖是策定計謀，但仍須冒 性命之險進行。一燈大師贊她大智大勇，就是指這種勇。
另一次是她潛下絕情谷底的寒潭去尋楊過。雖說黃蓉水性最好，但其時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麼凶險，誰也不知，她再三盡力潛至可潛到的最深處，以致上來時頭發也結了薄 冰，不可謂不勇敢。
這種沉著的勇，並不遜於第一，二種勇，剛相反，把危險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氣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氣的勇，也是最沒有人感激欣賞的勇。黃蓉兩番捨命救楊 過，他何嘗感動？又有多少讀者感動？倒是傻里傻氣的亂打一通，無端一齊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無比。快意無比。
說破了。原因也很簡單，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過渺小無力，居然有人不顧後果拚命 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證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別人行動的力量。令人放棄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這種勝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愛，黃蓉連面對生死都由理性控制，當然極「不可愛」 了。

Ⅶ 求研究性學習作文650字，有關金庸的武俠小說！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張從興（新加坡）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注釋：1 杜南發：《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費勇鍾曉毅《金庸傳奇》頁342～343，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根據香港《明報月刊》98年8月號報道，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來自美國各大學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來自中國大陸、港台、日本、英國和加拿大的26位學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論文，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金庸小說的政治意識、文化意義、藝術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將金庸小說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這一國際學術研討會可謂群英畢至。與會者中不僅有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錢理群、陳平原教授，還有李澤厚、杜邁可(MichaelDuke)、趙毅衡、張隆溪等名學者及劉心武、李陀、吳亮等名作家，亦有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金庸小說作博士論文的韓倚松(JohnChristopherHamm)等新一代漢學家」。

3 劉再復：《金庸小說在廿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刊登於香港《明報月刊》98年8月號。

4 伍幼威：《金庸小說進入西方文學殿堂——「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現場報道》，刊登於香港《明報月刊》98年8月號。

5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頁92，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6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頁38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初版。

7 林安梧：《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頁173，（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5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