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有趣的事有聲小說
① 前蘇聯有什麼著名小說（要作者）
帕斯捷爾納克寫的[日瓦戈醫生》是部經典，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留給世人的一部經典。就其誕生的年代而言，它無疑是蘇聯文學的經典之一，而且是一部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典，是無須添加任何定語的經典。不知誰是始作俑者，蘇聯文學（包括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許多所謂"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紅色經典"的稱謂。恕筆者直言，當今常掛在人們嘴邊的所謂"紅色經典"（無論是蘇聯的還是中國的），就其實質而言，乃是在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中衍生出的一種文學怪胎，不知率先發明出"紅色經典"這一稱謂的人究竟是出於贊賞，還是出於譏諷。其實，真正的文學經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那些所謂"紅色經典"，那些夠不上"經典"的"紅色經典"，也許恰恰是因為無法承受"經典"二字沉重的分量，才無奈地躲進了"紅色"二字的保護傘下。
經典要求作家有一種宏大的歷史視野，人們要求經典具有史詩的風采。記得帕斯捷爾納克曾說過，"《日瓦戈醫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畫出俄羅斯近45年的歷史"。不錯，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經濟政策……《日瓦戈醫生》里所涵蓋的這一切歷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滿足企圖領略歷史滄桑的人們的渴求。難怪美國人埃德蒙·威爾遜會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戰爭與和平》這部巨作相提並論。不過，對於在歷史震盪與變遷中滋養出藝術創作靈感的蘇聯作家們，這種宏大的敘事眼光是共同的，在蘇聯文學中，幾乎每一部卷帙浩繁的長篇巨著都包含了廣闊的歷史與現實的畫卷。然而，遠非每一部這樣的巨作都可被視為傳世之經典。經典畢竟是寥若星辰的。能夠踏入經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對現實與歷史充滿了強烈的批判意識，實現了對現實生活的超越的作品。文學的本質就是對現實的審美化的否定與超越。如果沒有了對現實生活的否定與超越精神，藝術的生命也就不復存在。這是藝術的基本價值所在，藝術的天性使然。
品讀《日瓦戈醫生》，可以發現，在其字里行間浸透著強烈的批判意識。記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場"《日瓦戈醫生》熱"中，許多人都在饒有興趣地反復琢磨：這部小說究竟是否反對十月革命？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近30年的歷史變遷到底持何種態度？一時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決定了對該小說的不同的價值判斷。於是，一種頗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實在難以割捨對《日瓦戈醫生》這部傑作的青睞的人，只好千方百計地竭力否認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點兒對歷史與現實的否定性。當年評論家沃茲德維任斯基說："無論日瓦戈，還是帕斯捷爾納克本人，都談不上是反對革命的人，談不上對抗革命"。他的說法恐怕體現了大多數喜愛這部作品的人的心態。但是，筆者以為，在這個問題上，似乎45年以前反對刊登這部小說的《新世界》雜志那五名編委的感受更實在些。他們確確實實覺察出了蘊涵在小說中的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的確，《日瓦戈醫生》充滿了批判的鋒芒，正如一切我們時常津津樂道的那些西歐19世紀的名著、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傑作乃至後現代主義之作都充滿了對新興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社會乃至後工業化社會的尖銳而深刻的批判與否定一樣，《日瓦戈醫生》也同樣閃爍著批判的鋒芒。倘若現在還把批判與否定的精神只賦予偉大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倘若現在還以為新生的蘇聯文學只能為新生的蘇維埃社會獻上甜美的贊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但是，雖然當年那五個編委嗅出了小說的批判味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小說的否定精神有正確的理解。
今天，我們似乎不必再去糾纏這部小說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毋庸置疑，帕斯捷爾納克當然是以否定的眼光來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歷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斷言他對十月革命有著天生的反感，那就錯了。他並不是帶著一種與生俱來的仇恨去批判歷史與現實的，他絲毫沒有存心要與十月革命過不去。他批判的鋒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種天然的藝術家的本性，即對現實的批判眼光。誠如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評論家把日瓦戈醫生看成是對抗蘇維埃政權的人物。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因為他們沒能夠發現，這部作品其實是對一切存在著的政權的反抗"。這說到了點子上。雖然我們很難駁倒英國人海伍德的說法，即"帕斯捷爾納克1946年開始寫的《日瓦戈醫生》，是存心構思出來針對斯大林及其政體所維護的一切的一種挑戰"，但我們必須把這種"挑戰"理解為對既定現實的一種形而上的否定。"多麼出色的手術啊！拿過來就巧妙地一下子把發臭的多年的潰瘍切掉了！既簡單又開門見山，對習慣於讓人們頂禮膜拜的幾百年來的非正義作出了判決"。出自小說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們引用，想以此作為主人公日瓦戈對降臨到俄國大地上的革命風暴的嚮往。其實，這句話與其說是表現了日瓦戈對革命風暴的贊賞，倒不如說是對他所生活過的俄國社會的批判。這句名言同主人公後來對十月革命的種種使我們心中頗存不安的反思在實質上是相通的，即都體現了小說主人公日瓦戈作為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所理應具有的精神獨立的氣質和批判意識。帕斯捷爾納克賦予小說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這種對現實與歷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識，使這部作品具有了成為經典的可能。畢竟，真正的藝術怎麼能沒有對現實的批判與超越呢？
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說得好："我覺得任何一個尊重自己的藝術家都應當是，而且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這所謂"流亡者"，在筆者看來，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流亡者"，而且是"自我流亡者"。這樣的藝術家才會真正不為歷史所遺忘，因為只有這樣的"自我流亡者"才會真正獲得當年陳寅恪先生所雲的擺脫了"俗諦"的"獨立之精神"；才會超越當下的社會主流意識賦予作家的，並非為他自身所擁有的所謂"政治思想"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之思想"。
回望近70年的蘇聯文學，在這個曾自封為最有光輝的"思想"的文學里，那些跟在時代後面"放聲歌唱"，在時代吹奏的笛子下跳著優美舞步的帶"色素"的所謂經典，也能算是真正的經典嗎？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往往在於它能站在思考人的存在意義、生命價值的精神高度對歷史進程予以文化的批判。40多年前，當《日瓦戈醫生》被封殺在《新世界》雜志編輯部里時，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妻子季納依達在內的許多人都納悶，為什麼杜金采夫的《不是單靠麵包》盡管遭到部分人的圍攻，卻可以出版問世。在他們眼裡，似乎這部小說才是真正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倘若帕斯捷爾納克本人果真是這么想的話，那麼顯然，這位偉大的詩人倒是由於自己天真單純的詩人氣質而沒能意識到，自己的小說雖不象杜金采夫的成名作那樣直接地針砭時弊，卻在另一個更高的意義上觸及了當權者脆弱的神經。日瓦戈醫生身上的叛逆性，是洛巴特金所無法比擬的。這種叛逆性不是指向具體的某種官僚習氣，不是指向顯在的體制問題，而是以文化批判的高度指向了人的精神的內在層面。對於文學來說，只有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批判才會真正超越時代的局限。能否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審視現實，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當年高爾基就俄國革命所闡發的種種"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位"革命文豪"對俄國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顯示了一個堅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動盪歲月中冷靜與深遠的頭腦。對俄國革命中滋生的俄羅斯人蠻性與奴性，無論是"革命文豪"高爾基，還是"舊俄式知識分子"帕斯捷爾納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雖然帕斯捷爾納克頭上永遠也不會有"革命"二字的光環，但這種站在人類文化精神立場對歷史與現實的審視和批判，是兩位藝術家的共通之處。
在政治動盪的年代裡，對文化操守的堅持是最可貴的，它對人類一切功利的思維與行動都具有一種透徹的批判意識。這種堅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識往往會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狄更斯在《雙城記》里對法國大革命的表現可謂是充滿了"感傷的保守主義情緒"，高爾基這只呼喚暴風雨的海燕也在暴風雨真正到來之際又突然變得顧慮重重，還有我們的魯迅，亦曾被年輕一代斥為"封建餘孽"。然而，當我們後輩人經歷了歷史的荒誕性的"洗禮"之後，難道沒有理由欽佩這些文化先哲們深遠的目光嗎？對魯迅，甚至對高爾基的那些指責如今似乎都成為我們的笑談了，難道40多年前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非難就不是荒唐的嗎？這種對歷史與現實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層面的思考，這種克服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功利主義情緒，以人類最廣泛的永恆的、共同的情感為旨歸的批判與超越意識，是文學經典的重要特質。美國人威爾遜把《日瓦戈醫生》概括提煉為"革命-歷史-生命哲學-文化戀母情結"這十四個字，頗為精當。
人們常說這部小說浸透了對基督教教義的評論、關於生命和死亡的思考、關於自由與真理的思考、關於歷史與自然和藝術的聯系的思考；人們常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以某種不朽的人性，以某種先驗的善和正義等宗教人本主義觀念作為參照系來審視革命運動和社會歷史變遷的。由此，人們自然將日瓦戈醫生這個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視為遠離人民大眾、遠離時代前進步伐的舊式貴族知識分子，並進而把小說視為一個站在歷史潮流之外的知識分子對歷史進程的"病態的"感傷，從而懷疑小說的思想的"正確性"。
然而，這種以個性的、自主性的對當時的集體意識的批判性思考，這種從哲學上對社會歷史變遷的透視，正是知識分子以其獨立的理性精神審視世界的可貴方式，《日瓦戈醫生》對俄國歷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一百年前政治上異常"反動"的老托爾斯泰依然作為文學經典大師永存於歷史的長河中，這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了，那麼，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以哲學與文化的反思超越了當下社會意識形態層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義，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劇性色彩等廣泛的形而上問題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呢，這不也是一部永恆的經典嗎？
帕斯捷爾納克曾經說過，"藝術家是與上帝交談的"。這是對藝術家提出的頗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藝術家以探尋歷史的真諦、人性的真諦，傾聽生活最深處的聲響的精神面對浮躁的現實人生，揭示出現實與歷史的洪流巨變中人的存在的悲劇性，揭示出歷史進程的荒誕性。《日瓦戈醫生》正是這樣的精神產品，難怪威爾遜稱贊它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與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相輝映的詩化小說"，而帕斯捷爾納克，作為現代蘇聯文學謎一般的巨人，正是人們"開啟俄國文化寶庫和知識分子心扉的專門鑰匙"。
20世紀發生在俄國的這場革命被歷史的實踐賦予了悲壯的色彩。蘇聯人民所經歷的從精神到肉體上的一切痛苦，都與這場革命的矛盾的兩重性有內在的聯系。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經典，是應當能夠深刻地表現這具有悲劇性色彩的兩種精神特質的，文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在於能在對人的精神層面的把握中深刻地洞察時代的本質精神內涵。在《日瓦戈醫生》中，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的形象正是俄國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體現。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動物"，他既是"純潔的體現"，又是一個被時代和政治異化了的工具；他雖然鐵石心腸，但仍有"一星半點不朽的東西"。精神的這種兩重性不正是預示著20世紀俄羅斯人所面臨的坎坷經歷嗎？文學經典不是無根的浮萍，經典之花是深深地紮根在文學傳統的精神土壤里的。
《日瓦戈醫生》是20世紀的史詩，但我們顯然能於其間感受到"影響的焦慮"的：帕斯捷爾納克這位渴望描繪當代歷史的詩人卻無時不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力量。也許，企圖在日瓦戈醫生身上找尋羅亭、李特維諾夫、伊凡諾夫、特里戈林亦或特里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尋覓塔吉婭娜亦或娜斯塔西婭·菲里波芙娜的痕跡；在冬尼婭身上尋找娜達莎·羅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扎洛夫甚至歷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氣味，均是徒勞的，但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從《日瓦戈醫生》里我們清晰地體會到了那種只有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才具有的對世界、對生命的體悟方式。
日瓦戈也好，帕斯捷爾納克也罷，都是以俄國知識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著，他們思考著只有俄國知識分子才會去琢磨的問題。上帝-死亡之謎-俄羅斯母親的命運，這曾縈繞在果戈理、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羅斯文化巨匠們心頭的永恆的疑慮，正是帕斯捷爾納克以及他所心愛的主人公日瓦戈最關切的純粹俄羅斯式的問題。日瓦戈，以及他的創造者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對生活真諦，對真理的獨立的精神探尋，抗爭對人的精神奴役，使他們成為了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俄國特有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員。在蘇聯，保持這種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更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正因為此，這種精神傳統在蘇聯文學中才顯得尤為珍貴，也只有在艱難的歲月中堅守這個精神資源的蘇聯作家，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寫下自己的名字。帕斯捷爾納克是有這樣的資格的。不過，一切思想與精神探尋倘若不能以詩的意蘊呈現出來，那麼就不可能誕生文學的經典。我們永遠不該忘卻別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1847年俄國文學一瞥》里所闡明的樸素道理："不管一首詩充滿著怎樣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麼強烈地反映著現代問題，可是如果裡面沒有詩歌，那麼，它就不能夠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問題，我們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執行得很壞的美好的企圖而已"。
蘇聯文學中有多少"光輝思想"正因為沒有了詩性的融注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醫生》，這部因為涉及到十月革命而使我們不得不謹小慎微待之的小說，卻因為它首先是一首詩，一首愛情詩，從而使它所包含的一切關於社會、宗教、歷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薩稱這部小說是"抒情詩般的創作"；利哈喬夫把它看作是"對現實的抒情態度"，都是精闢之見。的確，《日瓦戈醫生》最大的獨特性就在於它以詩的韻味審視了俄國革命的歷史。這首"拉拉之歌"所表達的"革命-歷史-生命哲學-文化戀母情結"的主題，是那些充斥著激昂的政治說教的偽文學作品所無法替代的。作家對人生的探索，對歷史的沉思，他的一切追求與苦悶，均是從日瓦戈與拉拉的愛情曲的閃光中折射出來的。作家幻想出了一個只屬於日瓦戈與拉拉這兩個充滿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懂得生命之謎、死亡之謎、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這個世界裡，他們可以與"象重新剪裁地球那樣卑微的世界爭吵"毫不相干；在這個世界裡，心靈、藝術、美、大自然可以渾然一體，人與大地和宇宙緊緊相連，"藝術為美而服務"，人，充滿理性與情感的人，沉浸在藝術創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沉浸在愛情的甜蜜中，沉浸在寧靜的生活的溫馨中，沉浸在夜的庄嚴的寂靜中，永遠真誠地生活、思考，"不會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賣最珍貴的東西，誇獎令人厭惡的東西，附和無法理解的東西"。然而，這個美麗的童話般的世界，日瓦戈與拉拉的世界，在詩人筆下被無情地摧毀了，這個迷人的世界無法與現實的、充滿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對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劇性的毀滅。人的正直與善良在特定歷史事件面前變得軟弱無力，註定要被毀滅，這種悲劇性的歷史悖論彷彿是文學經典向我們提出的永恆的疑惑。也許，感受這份無奈與遺憾才是最"經典的"美。
人們或許會因此而珍重蘇聯文學，珍重這創造了格利戈里·麥列霍夫的悲劇、日瓦戈的悲劇等等這些"經典之美"的蘇聯文學。立足於時代又超越那個時代；超越現實的桎梏牢籠又回歸傳統的精神家園，當這一切發生在一位只會以抒情詩人的眼光走進生活的藝術家身上時，我們可以說，經典的產生為期不遠了。《日瓦戈醫生》正是這樣的文學經典，它的經典性，遠不是每一部被寫進蘇聯文學史教科書的作品所能具備的。有些作品將永遠被文學史所記憶，因為它們標志著文學發展歷程的特定階段（如《解凍》、《一個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典型代表（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但它們並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經典。能夠跨入經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當下的狹隘政治層面和民族主義情緒，表達了人類共通的、永恆的情感的作品。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日瓦戈醫生》是能夠與《靜靜的頓河》、《大師與瑪格麗特》等屈指可數的作品一道跨入經典之門的。
② 記得有一篇蘇聯短篇小說，講一個老師上課時被一個學生的追問搞得很惱火，小說很搞笑。這篇小說是什麼
《最後一課》
——[法]都德
那天早晨上學，我去得很晚，心裡很怕韓麥爾先生罵我，況且他說過要問我們分詞，可是我連一個字也說不上來。我想就別上學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氣那麼暖和，那麼晴朗！
畫眉在樹林邊宛轉地唱歌；鋸木廠後邊草地上，普魯士兵正在操練。這些景象，比分詞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還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學校跑去。
我走過鎮公所的時候，看見許多人站在布告牌前邊。最近兩年來，我們的一切壞消息都是從那裡傳出來的：敗仗啦，征發啦，司令部的各種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裡思量：「又出了什麼事啦？」
鐵匠華希特帶著他的徒弟也擠在那裡看布告，他看見我在廣場上跑過，就向我喊：「用不著那麼快呀，孩子，你反正是來得及趕到學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開玩笑，就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韓麥爾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學校開始上課的時候，總有一陣喧鬧，就是在街上也能聽到。開課桌啦，關課桌啦，大家怕吵捂著耳朵大聲背書啦……還有老師拿著大鐵戒尺在桌子上緊敲著，「靜一點，靜一點……」
我本來打算趁那一陣喧鬧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靜靜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樣。我從開著的窗子望進去，看見同學們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韓麥爾先生呢，踱來踱去，胳膊底下夾著那怕人的鐵戒尺。我只好推開門，當著大家的面走進靜悄悄的教室。你們可以想像，我那時臉多麼紅，心多麼慌！
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什麼。韓麥爾先生見了我，很溫和地說：「快坐好，小弗郎士，我們就要開始上課，不等你了。」
我一縱身跨過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靜了一點兒，我才注意到，我們的老師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綠色禮服，打著皺邊的領結，戴著那頂綉邊的小黑絲帽。這套衣帽，他只在督學來視察或者發獎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個教室有一種不平常的嚴肅的氣氛。最使我吃驚的是，後邊幾排一向空著的板凳上坐著好些鎮上的人，他們也跟我們一樣肅靜。其中有郝叟老頭兒，戴著他那頂三角帽，有從前的鎮長，從前的郵遞員，還有些旁的人。個個看來都很憂愁。郝叟還帶著一本書邊破了的初級讀本，他把書翻開，攤在膝頭上，書上橫放著他那副大眼鏡。
我看見這些情形，正在詫異，韓麥爾先生已經坐上椅子，像剛才對我說話那樣，又柔和又嚴肅地對我們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師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我希望你們多多用心學習。」
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裡萬分難過。啊，那些壞傢伙，他們貼在鎮公所布告牌上的，原來就是這么一回事！
我的最後一堂法語課！
我幾乎還不會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學法語了！難道這樣就算了嗎？我從前沒好好學習，曠了課去找鳥窩，到薩爾河上去溜冰……想起這些，我多麼懊悔！我這些課本，語法啦，歷史啦，剛才我還覺得那麼討厭，帶著又那麼沉重，現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捨不得跟它們分手了。還有韓麥爾先生也一樣。他就要離開了，我再也不能看見他了！想起這些，我忘了他給我的懲罰，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憐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禮服，原來是為了紀念這最後一課！現在我明白了，鎮上那些老年人為什麼來坐在教室里。這好像告訴我，他們也懊悔當初沒常到學校里來。他們像是用這種方式來感謝我們老師四十年來忠誠的服務，來表示對就要失去的國土的敬意。
我正想著這些的時候，忽然聽見老師叫我的名字。輪到我背書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條出名難學的分詞用法從頭到尾說出來，聲音響亮，口齒清楚，又沒有一點兒錯誤，那麼任何代價我都願意拿出來的。可是開頭幾個字我就弄糊塗了，我只好站在那裡搖搖晃晃，心裡挺難受，頭也不敢抬起來。我聽見韓麥爾先生對我說：
「我也不責備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夠難受的了。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這么想：『算了吧，時間有的是，明天再學也不遲。』現在看看我們的結果吧。唉，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阿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不過，可憐的小弗郎士，也並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我們大家都有許多地方應該責備自己呢。
「你們的爹媽對你們的學習不夠關心。他們為了多賺一點兒錢，寧可叫你們丟下書本到地里，到紗廠里去幹活兒。我呢，我難道就沒有應該責備自己的地方嗎？我不是常常讓你們丟下功課替我澆花嗎？我去釣魚的時候，不是乾脆就放你們一天假嗎？……」
接著，韓麥爾先生從這一件事談到那一件事，談到法國語言上來了。他說，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又說，我們必須把它記在心裡，永遠別忘了它，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說到這里，他就翻開書講語法。真奇怪，今天聽講，我全都懂。他講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樣細心聽講過，他也從來沒有這樣耐心講解過。這可憐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在他離開之前全教給我們，一下子塞進我們的腦子里去。
語法課完了，我們又上習字課。那一天，韓麥爾先生發給我們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麗的圓體字：「法蘭西」「阿爾薩斯」「法蘭西」「阿爾薩斯」。這些字帖掛在我們課桌的鐵桿上，就好像許多面小國旗在教室里飄揚。個個都那麼專心，教室里那麼安靜！只聽見鋼筆在紙上沙沙地響。有時候一些金甲蟲飛進來，但是誰都不注意，連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們正在專心畫「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國字。屋頂上鴿子咕咕咕咕地低聲叫著，我心裡想：「他們該不會強迫這些鴿子也用德國話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頭來，總看見韓麥爾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動也不動，瞪著眼看周圍的東西，好像要把這小教室里的東西都裝在眼睛裡帶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來，他一直在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學生；用了多年的課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損了；院子里的胡桃樹長高了；他親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繞著窗口一直爬到屋頂了。可憐的人啊，現在要他跟這一切分手，叫他怎麼不傷心呢？何況又聽見他的妹妹在樓上走來走去收拾行李！他們明天就要永遠離開這個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夠的勇氣把今天的功課堅持到底。習字課完了，他又教了一堂歷史。接著又教初級班拼他們的ba，be，bi，bo，bu。在教室後排座位上，郝叟老頭兒已經戴上眼鏡，兩手捧著他那本初級讀本，跟他們一起拼這些字母。他感情激動，連聲音都發抖了。聽到他古怪的聲音，我們又想笑，又難過。啊！這最後一課，我真永遠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鍾敲了十二下。祈禱的鍾聲也響了。窗外又傳來普魯士兵的號聲他們已經收操了。韓麥爾先生站起來，臉色慘白，我覺得他從來沒有這么高大。
「我的朋友們啊，」他說，「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說不下去了。
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兩個大字：「法蘭西萬歲！」
然後他呆在那兒，頭靠著牆壁，話也不說，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放學了，你們走吧。」